2015年是亞非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同樣也是中國崛起后外交領域挑戰(zhàn)最多的一年之一。當人們對新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會議上三度力挽狂瀾，樹立萬隆精神記憶猶新時，今天的亞洲命運、南海危機、一帶一路挑戰(zhàn)三大問題也考驗新時期的亞州"團結"大會。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4天三會多輪會談中再次展現出中國總理的外交魅力，三度把握大局，讓友好、合作的命運共同體成為亞洲發(fā)展的新方向。
先讓我們回顧一下，60年前中國總理周恩來在萬隆亞非首腦會議上表現吧。
那時，萬隆會議召開之際，美國正在對中國進行圍堵，并扶持臺灣當局制造緊張局勢；新中國成立后，亞洲出現了一個面積占亞洲五分之一的社會主義大國，猜疑與恐懼同樣彌漫于亞洲世界。
在這種嚴酷局面下，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國總理周恩來，先躲過了"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暗殺，又在萬隆會議的第一天結束時遭遇意識形態(tài)攻擊--新中國被抹黑成擾亂世界秩序的三大因素之一。
沒想到，周恩來總理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一席話，把敵視與緊張氣氛中的亞洲各國拉了回來。
第二天，又一輪意識形態(tài)攻擊被周總理以私下會晤的溝通化解。第三天，當亞非結盟國家與不結盟國家的爭吵幾乎讓亞洲走向分裂時，周恩來再次起立發(fā)言，提出了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的五項原則，后來成為著名的萬隆精神。
萬隆會議的成果影響深遠。萬隆會議60周年之際，多國政要盛贊，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會議上三次的關鍵把握，推動了亞洲此后60年的和平。
歷史于今天總有驚人的相似。
在經歷60年彼此尊重，獨立的發(fā)展以后，2015年的東亞三輪峰會背后隱藏著許多事關中國與亞洲未來發(fā)展的大問題。比如，中日韓與東盟在命運共同體的十字路口前不走了，美國依舊在炒作南海問題，妄圖在東亞各國間樹立中國威脅，遏制崛起的中國于第二島鏈。而一帶一路面臨日美攪局，東亞多國猶豫觀望。
可以說，新一代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出訪赴會前，面臨這三大考驗。
有評論說，此次馬尼拉舉行的三輪亞洲首腦會議沒涉及南海問題，更沒什么危局?？梢晃粬|盟外交人士透露，在此次峰會上，一些國家提出了南海問題，甚至有激烈批評。
在不同場合，域外國家首腦奧巴馬與安倍晉三都發(fā)言點名南海問題，為爭議造勢，菲律賓則充當了"急先鋒"。
"各位同事！ 剛才有的同事談到了南海問題。這里，我有必要講一講目前的真實情況和中方有關立場... ...遵循我們之間達成的宣言、協議，用和平對話而非相互指責的方式處理問題。"
在第十八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上講話的結尾時，中國總理的的一席話再次扭轉了會議局面。
隨后，李克強提出了南海問題的五點倡議，與東盟國家就"南海行為準則"達成了共識，將南海問題的基調從爭議拉了回來，避免會議走向破裂。
可這場會議的"外交戰(zhàn)"并未結束。如果說南海問題是中國總理此次東亞峰會遇到的"明槍"，那么拆臺、攪局中國"一帶一路"政策便是無處不在的"暗箭"。
比如日本，看到中國推出一帶一路，便馬上推出11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資助計劃，并推動日本投資從中國轉向東南亞轉移。
"亞洲增長正逐步轉向新的層次，而最佳合作伙伴就是日本"，安倍最近多次這樣公開表示。
為何日本要與一帶一路如此"較勁"？這其中不乏有美國的影子。但有一點可以看清，那就是一帶一路是在中國與歐洲間建設陸上和海上交通基礎設施，這便意味著今后連接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市場，大部分將在東半球完成交易，陸路運輸也將替代部分海運。
這對于位于西半球，依靠海運興國的美國與日本，可以說是全球貿易上的毀滅性打擊，特別是地勢狹小的日本。
因此，日本阻撓一帶一路不遺余力。在會議期間，安倍不斷推銷日元貸款，拉攏菲律賓促成高鐵項目，示范東盟。
對此，"克強"節(jié)奏再次把握住了中國與亞太多國合作的主動。此前在中日韓峰會上，克強得到了韓國的有力支持。在吉隆坡，李克強在開會間隙，不斷會見新朋舊友，21日上午與印度總理莫迪會晤，下午在會上對東盟各國訴求一一回應，會議間隙與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磋商，入夜，他先后會見了老撾總理通邢和新西蘭總理約翰·基。
有媒體說，李克強在馬尼拉的會見頻率不亞于60年前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期間的"縱橫捭闔"。
而中國總理釋放出來的善意與誠意，最終收獲到了與會各國信任、諒解與支持。一帶一路政策主張在三輪會議上均得到了與會國家的支持與響應。
不過，拋開外交博弈放眼長遠，60年前周恩來總理經過努力，為中國和亞洲取得了和平發(fā)展的有利環(huán)境的話。今天，新一代中國總理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其實是在中國與亞洲國家走向更高層次發(fā)展上給出答案：一個和平發(fā)展的亞洲如何共同度過困境，又如何合作共贏？
三場東亞峰會上，一個集體合照的姿勢讓人印象深刻，那便是十多位領導人各自在胸前交叉雙手，握住左右同伴，左手握右手、右手握左手。
但事實上，在"一帶一路"沿線，東亞各國"步調混亂"，訴求不一，很難真正握手，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正是這樣步調混亂的天災人禍。
可另一方面，東盟作為一個巨大而復合型的經濟區(qū)域，"山深林密，回旋有余地"，可以讓不同發(fā)展模式，發(fā)展階段的國家互補互利。
對此，中國總理李克強又適時提出了促進東亞國家一體化的6點建議，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歷史基礎上，開啟了各國在政治、經貿、產能、安全、文化領域的合作，將和平發(fā)展、求同存異的萬隆精神，發(fā)展成為合作共贏、開放包容的區(qū)域命運共同體新局面，得到了東盟國家的積極響應，2020年這一覆蓋地球一半人口、成員構成最多元的一體化目標有望實現。
或許人們會問，為什么要將時隔60年的兩次亞洲峰會加以對比。但如果這樣"細說"，我們不難看出，兩任中國總理都曾以自己的外交魅力，應對不同的三種挑戰(zhàn)，不僅化解著不同時代的外交難題，同時也順應時代推動了亞洲和平發(fā)展。
而萬隆精神與亞洲"命運共同體"，今天已成為亞洲各國的共識，還可以看做是中國總理兩次把握亞洲大局下的時代里程碑，這或許是中國外交歷史的又一次"驚人"的相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