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烏鎮(zhèn)世界互聯網大會對于全球互聯網治理的意義引起國外觀察家們的關注，特別是中國提出，建立網絡主權是鞏固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的首要原則。毫無疑問，這是一項重要議題?；ヂ摼W和信息技術越來越多的融入到社會、經濟、政治相關領域之中，許多舊有的不成文規(guī)定和理念似已過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技術樂觀主義，已迅速被不安情緒取代——這種不安情緒包括民眾參與增加導致的，如網絡霸凌等問題，還包括全球安全與穩(wěn)定問題。因此，在國際層面上，網絡治理成為國家間爭論的首要議題。中國認為，互聯網是真實世界的縮影，也應遵從類似19世紀外交原則一樣的準則。國家政府在其網絡主權范圍內擁有掌控權，不受別國干涉。
無論該基本原則是否正確，但網絡跨境的本質無疑是個難題。初提主權原則之事，國際間事務范圍相對狹窄，易于管理。而如今，新的管理術語“工業(yè)4.0”廣泛傳播，數字資料已成為最具價值的資源。中國期望從互聯網經濟發(fā)展中得益，而嚴格的網絡空間邊境管理，亦或是數據本地化需求，可能會阻礙互聯網發(fā)揮全球經濟潛力。另外，即使廣泛傳播并引發(fā)眾多關注的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管轄權的范圍卻是不得不提的問題。據報道，幾天前，根據中國法律，中國官方媒體呼吁懲處一德國公民，原因是該德國人將毛澤東比作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但若是該表述侵犯了中國的網絡主權，那么同樣的，中國空軍上校戴旭的言論又該如何對待。戴旭上校在其微博中聲稱，禽流感是美國策劃，用來攻擊中國的生物武器。
問題在于，針對這一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中國并未給出明確答復，而是堅持國際電信聯盟（ITU）和聯合國機構應發(fā)揮更大作用。的確，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在烏鎮(zhèn)發(fā)表講話，表示將與中國加強合作。就實踐層面而言，此次大會建立了高水平工作小組，該小組以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總裁法迪·切哈德（Fadi Chehade）和阿里巴巴創(chuàng)始人馬云為主導，來促進中國互聯網發(fā)展，增強國際聯系。
很顯然，這些行動沒能改善西方對中國根深蒂固的懷疑態(tài)度。但與此同時，如何像在其他政策領域中一樣，在網絡空間領域同中國合作，仍未得出結論。也許烏鎮(zhèn)峰會并未體現國際政治上的大趨勢，而是中國認為現有的國際秩序沒能很好地滿足自身利益，想要借此建立新的制度。例如，中國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而大多數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并未參與其中。
目前，事實的確如此。僅為數不多的歐洲及美國高級代表出席了烏鎮(zhèn)峰會，而中國相應級別代表同樣缺席了“倫敦進程”會議和聯合國互聯網治理論壇。但與亞投行等相比，互聯網治理忽視了至關重要的一點：全球互聯網（大概）只有一個。盡管西方世界大可用道德純潔性這一令人滿意的理由，拒絕中國的提議，但中國很可能會進一步設立自身網絡屏障，或是以更加強有力的刺激，促成更強的地區(qū)性“不情愿聯盟”，來應對現狀。當然，中亞國家大量出席烏鎮(zhèn)峰會似乎也意味著，其有意向該方向發(fā)展。換句話說，回避并不能解決問題。
除了全球治理問題，在國內政治問題上，烏鎮(zhèn)峰會也為中國事務觀察家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角度。習近平主席出席烏鎮(zhèn)峰會，似乎預示著中國全力支持在去年提出的網絡發(fā)展行動計劃。的確，“互聯網+”也許是此次會議上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
如今，中國經濟并不樂觀，此時的“互聯網+”行動計劃顯然有著重要的經濟影響。但同時，該計劃也傳遞出政治信號。近日有報道顯示，政府正在處理國內民眾對政府政策的不滿意見。這也許并不意外。習主席持續(xù)進行反腐行動，并宣布深化經濟政治改革，引起人們對官僚主義的厭倦和抵制。接著，對于改革實施緩慢的失望情緒占了上風。
將注意力轉移到互聯網之上，使中央政府有了兩種途徑，能避開官僚主義這一頑固問題。其一，相對而言，互聯網經濟較少依賴于關系密切的大型國有企業(yè)，即現今的既得利益者。其二，互聯網技術能夠幫助監(jiān)控地方一級政府的政策執(zhí)行和官員表現，終結“山高皇帝遠”的舊態(tài)。
這項治理國內問題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外因素影響。當然可預見的是，中國領導人會制定更加縝密的方案，從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商業(yè)機遇等方面的相互作用中獲益。新的烏鎮(zhèn)行動計劃最多能夠起到傳遞信息的作用，使政治精英保持敏感度，認識到持續(xù)、必要的全球互聯網的重要性。同時，還有一點不能忘記，中國政府仍會不斷尋求國際法律的認可，認可一項其實際已經享有的權利：對于能夠公開在中國互聯網上的信息，政府有最終決定權。
作者：Rogier Creemers，系中國版權和媒體博客編輯
譯者：沈翼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