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電影《浮生》海報
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人和一切事物都被牢牢吸附在大地之上，人們就自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如此存在的、牢靠不變的；一只丑陋熟透的爛蘋果——與帕爾納斯神山上，維納斯女神渴望被美貌王子帕里斯贊為“最美”、不惜以劫持美女海倫為誘餌、引起特洛伊大戰(zhàn)的“金蘋果”（一切世俗神話都圍繞虛榮的“美譽”展開其自欺欺人的歷史運動）；伊甸園里，夏娃引誘亞當偷食的禁忌之果（生命之果，一切宗教神學都圍繞“長生不死”展開自欺欺人的宣教運動）不可同日而語——正砸在飲食過度而蠢笨酣睡的牛頓頭上，近代科學技術在中國人、阿拉伯人長期執(zhí)牛耳之后，陡然興盛于西方，至今仍在“改天換地”中摧毀著自然、歷史與人性，使所有拜大自然所賜者、萬事萬物，如熱鍋上的螞蟻、加溫壺里的青蛙，明知無益卻欲罷不能，一如在鬧市街頭佇立、阻塞交通卻渾然不覺、兀自“刷屏”的手機持有者，為了這最新一款的“蘋果”（還是那只丑陋熟透的蘋果，變身為精致的技術產(chǎn)品?。?，這個大學生，剛剛晝夜排隊、甚至以賣血換來的苦命錢，辛苦購得了這只蘋果……
人類自獲得清晰的歷史記憶，“存在”了5000年之久，又有多少“進步”可言呢？譬如，圍繞“存在”，柏拉圖寫出了卷帙浩繁的“對話錄”，讀之令人生厭：因為從頭至尾，沒有理清任何一個問題，諸如“什么是正義？”（《理想國》）“什么是美？”（《斐德若篇》和《大希庇阿斯篇》等）“什么是愛？”（《會飲篇》等）“什么是宇宙？”（《蒂邁歐篇》）“什么是合乎理性的生活？”（《法篇》）一番云山霧罩之后，卻毫無令人信服的結論，但被西方哲學史一再吹噓為“巔峰”，直至懷特海坦承“全部西方哲學都是柏拉圖哲學的注腳”這一“公開的丑聞”，直至維特根斯坦公然將《柏拉圖對話錄》丟棄一邊，不予討論；直至海德格爾宣稱“西方哲學2000年未進展分毫”，直至博爾赫斯精妙地揭露說：“某個作者鮮活的想法，一旦寫出，就被編入哲學史，淪為哲學史的平庸一章……”
我深有同感：每當提筆要寫出某個鮮活的想法之時，有關這一想法的前史、資料就在不自覺間紛至沓來，我的筆被迫要處理這些資料，東征西引、拉雜瑣碎、毫無鮮活之意，淪為“學術史的平庸一章”了。
從1850至1939年前后，很多偉大作者，勇敢地直面人類生命的本源及其鮮活狀態(tài)，被擁塞、錮蔽的各種蕪雜“資料”、“成見”、“權威定論”以及伴隨而來的“科學實證主義”（在中國稱乾嘉學派）所戕害、所閹割的文明悲劇，毅然從學理和生活上，加以全面反抗，史稱“大拒絕”：胡塞爾發(fā)起“現(xiàn)象學革命”，弗洛伊德發(fā)起“性解放”，叔本華、尼采高揚“生命意志”說，王爾德為“同性愛解放”而毅然殉教；惠特曼、波德萊爾、蘭波、魏爾倫、紀德等人寫出了有關同志秘戀的偉大詩篇；普魯斯特、佩索阿等現(xiàn)代派大師，寫出了“否定任何意識形態(tài)虛構物，讓一切宗教神話和世俗神話無形瓦解”的長河巨著，輝耀人寰；二戰(zhàn)后期及戰(zhàn)后初期，杰克·凱如阿克從密友尼爾·卡沙迪不加任何標點、一氣呵成的長篇來信中，獲得啟示（真如神諭一般?。?，特制出一種不用換頁的打字機紙卷，杰克把他與卡沙迪、金斯堡等人在美國各地流浪、打短工、吸毒、酗酒、泡妞、搞基的經(jīng)歷，以不加標點、不分行與段落、一瀉千里的方式，敲擊在打字機上，這一“自動寫作”的偉大巨著，就是二戰(zhàn)之后全球首要的文學經(jīng)典《在路上》，這部偉大著作歷經(jīng)坎坷終獲出版，時當1958年，中國正在偉大領袖的誤導下，舉國進行“大躍進”等荒謬絕倫的政治運動和烏托邦社會實驗，最終以活活餓死數(shù)千萬人的慘烈悲劇而告終，杰克·凱如阿克則連續(xù)寫出《達摩流浪者》、《荒涼天使》、《杰拉德的幻象》、《瑪姬·卡沙迪》等一系列耀眼奪目的文學巨著！
思之令人感嘆：由于背棄了固有文明，卻總想“超英趕美”，使中國淪為文明治理與精神創(chuàng)造上的“次殖民地”（錢穆《國史新論》所言），亦即，由于“全盤西化派”思維如此深入骨髓、根深蒂固，中國人不敢越“西方啟蒙教條”的“雷池一步”，頑固認定西方文明的強盛，皆因“啟蒙－科學主義”所致，從而把賦予“啟蒙－科學主義”之得以強盛的背后諸多力量——羅馬帝國的法治精神、“反啟蒙－科學主義思潮（保守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等思潮對啟蒙自由主義的反撥）”等等——撇在一邊，總想“抄近路”即更加“急功近利”地實現(xiàn)“工業(yè)化”目標，因此總把西方人的錯誤實踐——譬如蘇俄集體農(nóng)莊運動、肅反、大清洗運動等錯誤“重來一遍”，深入骨髓的“國家暴發(fā)戶心態(tài)”致使中國人的“洋躍進”突飛猛進，而歐美文化那些精美品質(zhì)、那些給予歐美產(chǎn)品“高附加值的一切”，都遭到了極其嚴重的忽視與扭曲。
在當代中國人眼里，似乎歐美電影只有好萊塢商業(yè)大片；昨天的網(wǎng)絡上和微信上，竟然有數(shù)百萬中國粉絲為美國演員李奧納多·迪卡普利奧終于獲得奧斯卡獎而歡呼，中國電影觀眾的品味之低俗，實在令人咂舌；在中國學者眼里，似乎西方哲學只有柏拉圖和康德，其他作者都是“頹廢的、不入主流的”，海德格爾是晦澀難懂的“納粹”，維特根斯坦是從事枯燥的邏輯分析、語言分析的“貌似同志”，有的書還矢口否認這一“指控”，認為“根本查無實據(jù)”。
支撐兩人偉大哲學的那傲立千年的“希臘神廟”、希臘－猶太神秘主義之“天命”哲學、梵高《農(nóng)鞋》、里爾克、特拉克爾、泰戈爾的偉大詩篇、德國浪漫主義對希臘羅馬神話長達5－7個世紀的整理、采集、改寫、宣揚；法國新古典主義、英國先拉斐爾派美術對古希臘神話的持續(xù)研究、臨摹、美化；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對天主教神學蒙昧的偉大改造；但丁、蒙田、莎士比亞等偉大天才對歐美文明的深厚哺育；維也納古典樂對整個西方流行樂的深刻影響；中國儒家哲學對啟蒙早期思想的形成；道家哲學、佛教禪宗思想對叔本華以后的西方思想與藝術的巨大啟迪……
每當出席中國當代學術研討會，我目睹那些教授、研究員們的嘴臉，實在可笑：他們一邊窺伺著會議主持者（通常是某官方代表，即所謂黨棍、學閥之類）的眼色，一邊將自己平庸鄙俗、煩瑣無聊至極的論文觀點改裝、變身，以投合會議主持者的“定調(diào)”，不禁內(nèi)心鄙夷曰：“真是土包子、泥腿子，剛剛進入大城市，連腳后跟的爛泥尚未洗凈，就又涂上了小市民的競逐之油，投機鉆營、貪污腐敗之風必然四處盛行，根子在文化低俗，辦什么都辦成了‘一團爛污’……”
一團團爛污中，唯有青春與美貌常新。
瑞典電影《浮生》劇照
首映于1966年12月26日的瑞典電影《浮生》（直譯“這就是你的生活”，Here is your life），改編自瑞典著名作家埃溫特·約翰遜（1900～1976）的代表作、小說《奧洛夫的故事》，作家憑此杰出作品和其他作品，獲得1974年諾貝爾文學獎。
《浮生》最近數(shù)碼修復再版，我從北京某音像店淘得，觀之而陶醉：影片以清朗、細膩的黑白紀錄片風格拍成，精美地展現(xiàn)了15歲的瑞典男孩奧洛夫初涉人世、閱盡蒼涼的故事，令我立即聯(lián)想到文學史上的不朽巨著：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契訶夫的《草原》、高爾基的《人間》、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歷險記》、《湯姆索亞歷險記》、梅爾維爾的《白鯨》、惠特曼在《草葉集》里的一系列肉體與精神的漫游……影片的藝術風格，猶如精美壯闊、深入靈魂的美國版畫家肯特的美術作品與紀錄電影大師弗拉哈迪《路易斯安那的故事》，飽含素樸、簡潔、硬朗、清澈之美。
瑞典電影《浮生》劇照
瑞典男孩奧洛夫，因家貧外出打工，先后當過伐木工、燒窯工、電影海報粘貼人、影院雜役、小販、流動的電影放映員、鐵路工人等等，他以“初出茅廬的少年之美”，招來他身邊工人伙伴的好感、愛護、善意的幫助，招來比他年長很多的雜耍游藝場女老板的愛慕，奧洛夫順水推舟，與之同居了一段時間。
少年的清純可愛，如陽光一般照耀、溫暖著四周殘酷的現(xiàn)實。某個他兒時熟識的青年工人，懷抱“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崇高理想”，因不切實際地相信“一旦天下大同，即可不做苦工”的玫瑰色夢幻，整天游蕩不工作，蹭小幾歲的奧洛夫的飯錢，兩個大男孩酒足飯飽之余，就高談闊論“世界革命”，這個青年還吹噓自己有“很多女友”；兩人結伴到湖里游泳，途中奧洛夫遇到與己一度拍拖的瑪麗亞，她此刻卻與另一少年卿卿我我，氣得奧洛夫猛蹬自行車，越過那對“狗男女”，青年伙伴仍在喋喋吹噓“社會主義、女孩都會連翩而至”，奧洛夫怒喝道：“閉嘴！”
瑞典電影《浮生》劇照
在湖里美美地游了一陣，兩男孩赤裸全身，躺在沙灘上休息，奧洛夫身上發(fā)生異動，他情欲勃發(fā)地揉搓著沙子，低語道：“這時，好想瑪麗亞……”那篤信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青年也勃起了，他在一座木臺上，摟著奧洛夫跳舞、嬉鬧，驀然間，他情不自禁地摟住奧洛夫的脖子，兩眼盯住奧洛夫，正要表白愛意，奧洛夫突然清醒了，推開他，跑遠了……
影片最具啟迪意義的，是導演楊·特洛爾（Jan Troell）以微微的嘲諷和深厚的同情，透過少年奧洛夫的眼睛，看出了一切人、一切事物、人類生活的最深本質(zhì)，是將荒誕、無奈和美，這三種彼此不容的品質(zhì)，熔為一爐。這“奇異的混合”，就是影片的深刻主題：在這沒有開端、也永不會結束的“浮生”中，人人都在表面漂浮著，抓不住任何固定的意義或價值。
驀然想起前不久因絕望而自殺的西安優(yōu)秀高中生、18歲的林嘉文的遺書，這個已經(jīng)出版兩部史學專著、即將入讀北大的青年才子，因“抑郁癥”（荒謬的命名與藥物療救方法）而自覓絕路，如此“當身之活歷史”，非僅僅憑考據(jù)即可贏得“外在世界”之一隅，倘若不能療救自身之“內(nèi)在世界”于萬一，則系無用之學、無謂之舉矣；殊不知，《莊子》早言之于2500年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人世的是非、萬物之價值，永無厘清之可能，一切隨“情境”而變幻，所謂“境遇倫理”而已。初讀《莊子》此語以為殘酷，待閱盡“浮生”，方嘆其高妙；而莊生所謂“泛若不系之舟”，則與瑞典電影《浮生》同一微妙玄奧之旨趣，堪稱古今貫通、中西呼應之哲理妙思也。
看完1966年瑞典電影《浮生》，聯(lián)想到我國彼時正在進行“史無前例、摧毀一切”的文革浩劫；再聯(lián)想到當代中國電影、中國文化之鄙俗、浮躁，我深深感嘆：“再也不要瞎折騰了！應當沉下心情、再不浮躁，鉚足力氣、下狠功夫，把經(jīng)典名著全啃下來，把經(jīng)典電影全領悟透，再不能像馬三立大師諷刺的《從十點鐘開始》‘不定哪天開始’，而是‘立即開始，深入下去！’在我常建言的中西文明的深厚貫通的精神基礎上，來一場真正意義的‘中國文藝復興’，將歐美文明真正的好東西扎扎實實地學到手，再結合中華文明先秦漢唐那些文化瑰寶，來一番《莊子》與《浮生》之間的古今交融、中西貫通，在精神文化上來一場深入邃密的‘休養(yǎng)生息’，中國才能迎頭趕上去！”
書生報國之言，何人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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