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開朗基羅，西斯廷禮拜堂，《創(chuàng)世紀》
浩瀚宇宙之中，有一種貫穿一切的光明力量，這一力量常常隱蔽在晦暗之中，不易察覺。宗教文獻中，《舊約·創(chuàng)世紀》開篇就有“神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這樣強有力的思想，但這一思想的局限，在于強調(diào)光明來自超自然的上帝。研究表明，舊約作者之一、猶太先知亞伯拉罕來自古波斯地區(qū)，受到古波斯原始崇拜“光明教”（星崇拜）的影響，亞伯拉罕把這一宗教帶入巴勒斯坦地區(qū)，當這一地區(qū)的生活秩序陷入極度黑暗與紊亂時，亞伯拉罕把救主彌賽亞與光崇拜結合，創(chuàng)立傳教僧團，以呼應大批群眾呼告無門、渴望盲從的愚昧心理，一切宗教及其傳教活動的本質，皆如此；而如其本然地看待世界，太陽作為萬物生命之源，把溫暖、愛的沖動、交媾的滿足、人眼對真切看清事物的渴望、人類最重要的生產(chǎn)、生活、生命活動都需在光線下完成等主客因素疊加在一起，是世俗理性意義上“光明”的涵義本源。
太陽（還有太陰月亮）的光線，賦予晦暗不明、混沌一團的宇宙萬物，一個朗照的乾坤，一個井然的秩序，這一乾坤、這一秩序，作為大自然的浩瀚生命力量（陽氣和陰氣）的合理化，作為全人類的理性建構活動的基礎，謂之“文明”。文者，秩序也；明者，日月光華之照臨四方、普愛并滋榮萬物也。漢儒馬融，詮釋中國第一部“大憲章”之《尚書·堯典》開篇之言“欽明文思安安”，將“文”、“明”兩字的義諦，解為：“經(jīng)天緯地謂之文，照臨四方謂之明”，即“文”和“明”把萬事萬物的混亂、錯雜、紛繁、顛倒，以一種光明力量，予以條理化、秩序化、正義化，故而，孔子受后世千秋萬代尊崇，號為“文宣王”；祭祀、禮敬、緬懷孔子的圣所，謂之“文廟”；“文明”之為言，大矣哉！
我在《清風廬》和《中國日報》中文網(wǎng)“天下專欄”近來發(fā)表的另一組隨筆《孔學源流之五十一：私學要目（續(xù)一）》言，初讀《尚書》，驀然有一種汪洋的光明，從宇宙的深邃奧秘處，迸發(fā)而出，照亮我手中的書頁，照亮我周遭的黑暗，使我一生有“得救”之感：我不必理睬那些統(tǒng)治今日學界、知識界和傳媒界百年之久的權威意見、定論、結論和標準答案，我已歷經(jīng)艱苦尋覓，碰觸到了那宇宙生命與民族生命的圣潔泉源，那圣泉流經(jīng)之處，灌溉出中國人10000年以上廣大自由、穩(wěn)定繁榮的文明生活，也澆灌出全球萬世太平的精神基礎，猶如耶穌在井邊飲水，對蒙福的婦人所言：“我自你心中開出的泉眼，將源源不絕，直流入永生！”對中華民族、對全人類來說，這“永生”不在飄渺虛構的“天國”，而在眼前這沸騰著的“塵世”，在——“它的兒女彼此相愛之中！”——簡愛，于1970年代英國拍攝的史詩性電影（阿伯特·曼執(zhí)導、蘇珊娜·約克飾簡愛）中，向喋喋不休傳教的圣約翰牧師喊道；《尚書·堯典》冊頁中，迸發(fā)出這“如歌的光明”，孔子在《尚書大傳》曰：“堯典可以觀美”，即人世之光明、之美，從這神圣冊頁中澎湃而出，照亮我和一切人的生命！
據(jù)此，在2005年出版的《文明傳播的秩序：中國人的智慧》一書中，我率先向中國知識界，提出用以把握、推進古今全球文明進程尤其是中華文明進程的“文明傳播”這一學術概念與思想體系，以替代、提升機械唯物論“經(jīng)濟決定一切”和各種形而上學、神學、世俗烏托邦“精神決定一切”之偏頗。
在我看來，文明的本來涵義，在“文”與“明”這兩個相互聯(lián)系、不可分離的精神層次、生命境界上，是人類不斷建構、確立、擴展、提升、完善的偉大歷史進程。
首先，“文明”的第一層次，是“文”的層次和境界，即一整套的憲政治理的制度體系、價值秩序、意義結構，通過這些制度、秩序和意義結構的確立、運行、維系，人類組織建構起一種自由、優(yōu)美的文明生活。
漢儒馬融注解《尚書·堯典》開篇所說“文思安安”中“文”的意思是：“經(jīng)天緯地謂之文”，即把萬事萬物予以條理化、秩序化、功能化的過程，其最高境界，就是《孟子·盡心》所謂“大而化之之謂圣”的境界，即把人類的群體人道事業(yè)，予以無限光大之，使人類逐步擺脫動物界而自我感化為“人”，并且在自身傳統(tǒng)中不斷追隨、趨近“圣賢”的偉大精神境界，這一偉大過程就是“文”，中國人又稱“德”，即人類生活的“人文化”提升、完善。
其次，“文明”的第二個層次，是“明”的層次和境界，也就是人類生活由于不斷完善提升，最終與“神明”（宇宙秩序）比肩而立、萬物親愛協(xié)調(diào)、共臻不朽的一種精神自由境界。
“明”即日月之朗照。
換言之，人間秩序如日月普照一樣惠及萬物、仁愛萬物，其間，宇宙秩序、自然秩序、生態(tài)秩序與人類活動、人文秩序完全協(xié)調(diào)共振，人類的智慧如同神一樣“明澈”無礙，也就達到孟子所言“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的最高境界，這一過程就是“明”，中國人又稱“道”，此時人與神融洽無間、并立不朽，人向天命、神明、自然的終極回歸，即通常所謂“天人合一”的境界。
人類生活在人道-憲政制度體系的運行、精神價值秩序的維系、生存意義結構的擴展、生命經(jīng)驗的自由開闊、生命境界的不斷提升、生命意義的終極尋覓與回歸等眾多層面的歷史演化過程，總稱“文明傳播”。
文明傳播是人類在領悟生命意義、創(chuàng)造文明事業(yè)的進程中建構起一整套價值體系、精神秩序、制度運行機制等歷史活動的總稱，是人類在這一歷史活動中確立自我的活生生的精神自覺，是人類在價值、秩序、制度等廣大而深厚的層次上分享生命經(jīng)驗、自由傳播生命訊息、建構共享的意義共同體的偉大活動。
中華文明的傳播史，可上溯至距今1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三皇五帝”為原始文明（原點文明）標志的遠古人類，開始了“中華文明”的偉大建構、融合、傳播、擴展活動。
《左傳》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我在后海湖畔悠閑漫步時，突然領悟到：“三墳”即三皇之書，“八索”即以八種自然元素建構宇宙秩序之八大精索，即八卦；“五典”則為五帝之書，五帝時代文明創(chuàng)制多多，最后歸結為堯帝、舜帝與大禹在平定水土、區(qū)劃國土基礎上創(chuàng)設的“九州”朝貢體系，即地方擁戴中央、中央政府經(jīng)地方推舉產(chǎn)生并隨時征詢地方諸侯、民眾意見之中華大一統(tǒng)文明體系。
與之不同，與中華文明價值在整個東亞大陸的普遍有效傳播、促成東亞大陸各民族最終融合為中華民族不同，喜瑪拉雅山以西的“西方文明”卻因為種族宗教沖突而使一度非常繁榮的各種文明迅速崛起也迅速毀滅：古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波斯、印度等眾多文明旋起旋仆、生滅無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希臘文明：公元前800-前400年間，曾經(jīng)創(chuàng)造了輝煌千古、彪炳史冊的古希臘諸神崇拜、神話、史詩、哲理詩、抒情詩、悲劇詩、建筑、雕塑、哲學等文化奇葩之后，古希臘文明卻由于長期內(nèi)戰(zhàn)而衰微。
據(jù)此，英國歷史哲學大師阿諾德·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精辟提出的人類文明的兩大模式，獲得確證：中國模式和希臘模式，分別代表著在文化統(tǒng)一基礎上成功實現(xiàn)了政治統(tǒng)一的中國模式和不能實現(xiàn)政治統(tǒng)一的希臘模式，這其中，中華文明模式，對內(nèi)整合、對外擴展所遵循的傳播秩序、傳播機制、文明價值之有效流動、如何消化異己因素等等，就成為全人類歷史、全人類經(jīng)驗中最值得關注的內(nèi)容。
中國人強大的向心凝聚力，在全盤西化論、疑古思潮的錯誤沖擊下，被歪曲為“國民性痼疾”之一；曾經(jīng)引起耶穌會傳教士、啟蒙主義、浪漫主義思想巨匠和現(xiàn)代歷史哲學大師熱烈推崇的中華文明制度，在“西化派”眼里被貶斥為“一團黑暗的封建專制”，全然無視西周初年“封建禮樂憲政制度”，作為文明建構和種族融合的偉大制度，促成了中華文明更大規(guī)模傳播這一歷史事實；全然不顧秦漢以下文治政府所推行的“開明政制與政策”、所形成的中國古典社會長期穩(wěn)定繁榮這一歷史事實；流毒所及，不僅造成中華民族在自我認同上的巨大危機，而且仍是當代中國盲目照搬西方現(xiàn)代化模式的最大誘因。
我創(chuàng)立的“文明傳播學”的理論基礎，是確信全人類的價值統(tǒng)一，這種價值統(tǒng)一超越了語言、思維、種族、信仰、時代、地域和解釋上的一切（?。┓制纾_保了人類與自我、他人、萬物、神靈之間永不止息的、活生生的對話、溝通、交流、相愛、融會無間等文明傳播活動的無限廣闊的可能性基礎，是全人類的最高理想——世界大同、普世仁愛的和諧主義理想，得以逐步實現(xiàn)的文化條件。
歷史上，率先提出這個偉大價值統(tǒng)一的，是中國的儒家憲政哲學。孔子在《禮記·禮運》中標舉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最高文明理想和傳播理想，其“天下為公”之“大同”說以及“小康”說，不僅總結了上古中華文明一系列偉大經(jīng)驗，更開啟出“萬世太平”的全球時代的文明治理藍圖。
古希臘哲學，尤其是晚期代表即斯多噶哲學、古羅馬哲學，也鮮明地提出了類似看法，馬可·奧勒留《沉思錄》即為光輝代表，而古羅馬文明及其哲學的歷史貢獻，是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王道治理”觀念，呼應了也豐富了中國儒家“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即“一視同仁”的文明傳播學的最高價值原理。
文明傳播作為一個大的哲學概念，其核心在普世之“仁”，即人與萬物之間天然的彼此“感通”，“感”是穿透生命體內(nèi)外之間的共振，“通”是穿透生命體內(nèi)外之間意義、經(jīng)驗、情感、意志、認知永不止息的交融，即活生生的生命傳播。
杜甫詩曰：“片云天共遠，永夜月同孤”，一片云、一個漫長之夜，與萬里天地同其寥廓，與無限宇宙同其孤獨，古今何人能超越此詩境？唐人張若虛之長詩《春江花月夜》、民初大同樂會改編自《夕陽簫鼓》之古曲《春江花月夜》，其纏綿悱惻之深情，似乎全宇宙都容納不下！能賞識此景，能臻達此境，可免古人“麻木不仁”之譏，乃能與之言文明傳播之哲學深意也！
陸機《文賦》曰：“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誰在思考、閱讀、傾聽、交際、言談、食息間，沒有怦然心動、悄然動容過呢？這內(nèi)心的靈動，就是感通，就是仁。擴展開去，就是從自愛（己欲）而愛人（立人、達人）。
誰就能從浩然無息的宇宙生命洪流、萬物并發(fā)的信息洪流、意義洪流中，辨認出自身，樹立起自我，進而樹立起人際、群體、大眾等一切傳播關系的價值準繩，并帶領著萬物，上達天命（神、道、邏格斯、理念、上帝）之澄澈光輝，下達萬物生命之緊密相依處，人生就會因此獨立于流俗，人生就會因此展開為孟子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之“君子”境界！
古希臘哲人，唯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活躍于公元前504-501年，Ephesos人）堪明此義，尼采尊之不已。
赫拉克利特，這個辭去王位的晦澀哲人，如是說：
一切都遵循著道……承認“一切是一”就是有智慧的。道為靈魂所固有，是增長著的。一個人怎能躲過那永生不滅的東西呢？
赫拉克利特之洞見，超越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之理念說、實體說，基督教哲學之三位一體、道成肉身之神學妄說、康德之本體現(xiàn)象二分之俗說、黑格爾主觀、客觀、絕對精神之淺說，直抵叔本華、尼采之生存意志，直抵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對“自我顯現(xiàn)之神秘物”的偉大思想，直抵海德格爾所謂“存在既隱蔽又澄明地到來”之天地人神四重世界整體說，直抵湯因比所謂“一切文明的核心乃宗教”即廣義的精神信仰這一偉大論斷，直抵瑪格麗特·米德為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序言所說的“一切文化的根基，在于人格的極度擴展”，最終直抵美國詩圣惠特曼的曠古長詩《自我之歌》所吟哦的：
當他們爭論的時候，我沉默著，我自去
沐浴一番……
世上有我存在，一切甘美如飴！
這一大寫的、與宇宙貫通的“自我”，又稱“神我”，薈萃天地人神為一整體，與萬物之生命息息相通，這一生命傳播，超越乎啟蒙-科學-實用主義胡亂預設的虛假對立（古今、中外、不同文化、不同價值等等）之上，是惠特曼《草葉集》“美國建國百周年序言”中所言“美妙的科學之上的、更加美妙的神學”，歐美在啟蒙近代主流的誤導下逐漸遺落了這一理想，中國能否接過這一委棄在地的偉大生命主義、道德人文主義、詩意神秘主義的精神旗幟，高歌猛進；還是重蹈一百年前“全盤西化”派的覆轍，落入西方啟蒙主義思維的預設陷阱，在黷武主義、霸權主義、消費主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就看中國人自身的猛醒與覺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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