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中存在著浩瀚不息的力量，人面對這一終極力量的重壓，有三個策略：要么頂禮膜拜，俯首稱臣，古代宗教世界觀即如此；要么傲慢無視，想方設法駕馭之，近代啟蒙世界觀即如此；第三種世界觀，融貫前兩者，既在內心深處尊敬之，又在日常生活中遠離之，形成“天”（宇宙中的浩瀚力量）與人（日常生活所以當行之禮義）之間的良性互動，謂之詩意神秘主義的“中國世界觀”，即以儒道兩種中華本土“人文主義”態(tài)度為核心的萬物生機主義世界觀（詳見毛峰：《神秘主義詩學》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文明傳播的秩序：中國人的智慧》中篇“中國世界觀”的相關論述，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北京）。
近代啟蒙主義世界觀，傲慢地對待“天”（宇宙中的浩瀚力量），自認為憑借現(xiàn)代工商科技等銳利手段，足以駕馭、控制并最終破解“宇宙之謎”，并且仰賴這些“現(xiàn)代利器”，足以控制整個歷史、自然、人性，從而造成人類文明以及賴以存在的全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巨大紊亂、枯竭與崩潰性危機。
現(xiàn)代世界的痛苦，皆源于“人的問題”，即全人類在1300-1900年間“命中注定”的一次巨大的思想混亂、精神疾病與文明紊亂。
對西方來說，希臘羅馬世界的崩潰，由天主教教會予以挽救，與此同時，天主教偉大的超越主義精神（存在神學）總是被“統(tǒng)一教會”的蒙昧主義所扭曲，歐洲近代世俗國家逐漸興起，與之抗衡、爭戰(zhàn)不休。
教會與世俗國家之間的血腥戰(zhàn)爭、痛苦內亂，激發(fā)但丁動筆寫作《神曲》，標志著文藝復興哲學的偉大開端，蒙田、莎士比亞、歌德等緊隨其后，代有才人。
代表著天主教清明改革勢力的利瑪竇啟程來華，發(fā)現(xiàn)了比哥倫布發(fā)現(xiàn)的新大陸更偉大的一片樂土——以儒家四書五經治理下燦爛繁盛的中華文明，利瑪竇翻譯《四書五經》為拉丁文，以《中國哲學家孔子》為書名暢銷歐洲。
伏爾泰、萊布尼茨對此大為欣喜，認為孔夫子的哲學治理（伏爾泰、萊布尼茨、約翰遜等人尊其為“自然神學”，有別于西方教會正統(tǒng)的“啟示神學”，孔子被稱為“自由思想”的鼻祖），足以超越天主教的蒙昧治理，建樹一個強大繁榮的世俗國家，路易十四、德皇、俄國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等對此大為欣賞。
歐洲世俗國家的日益強大、與教會的征戰(zhàn)、彼此的紛爭，使下層百姓與文人的境況凄涼，笛卡兒、盧梭、康德等人，遂提出了激烈否定西方偉大文明傳統(tǒng)尤其是天主教傳統(tǒng)，否定行之有效的強大世俗國家“開明專制”理論，這一“啟蒙激進主義”思想，直接觸發(fā)法國大革命的血腥大屠殺、拿破侖對歐洲的侵略與各民族國家獨立運動的興起等不可逆料的悲劇后果。
痛定思痛，歐洲人逐漸告別啟蒙激進主義，退而求其次，在自由主義思想引導下，推展市場經濟、海外貿易與軍事擴張、文化教育事業(yè)，暫時取得巨大成功，但笛卡兒、盧梭、康德思想中的一系列錯誤預設，非但沒有被審查、清理（少數(shù)賢哲約瑟夫·德·邁斯特、愛德蒙·伯克、赫爾德、維柯等人對此予以深刻批判），反而慢慢積淀在歐洲主流大學與研究機構（實證主義為代表）以及歐美大眾輿論之中，成為“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為歐美話語霸權辯護的主流思想。
然而，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主流預設與痼疾——啟蒙主義、自由主義、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的主導思想，始終不能圓滿解釋這一問題：為什么在物質極大便利的今天，全人類并沒能運用巨大的物質實力，去提升人類整體生活的基本質量——經濟均衡、道德完善、精神自由等，反而日益而深刻地墮落，成為生態(tài)-經濟-社會-人文秩序紊亂、枯竭、崩潰、職業(yè)犯罪、治安犯罪激增、恐怖主義盛行、地區(qū)戰(zhàn)爭與緊張局勢日益升級等一系列社群亂象與心態(tài)亂象的可憐犧牲品。
從1900年前后開始，一流的歐美思想家、藝術家，如叔本華、尼采、波德萊爾、惠特曼、紀德，到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一直到弗蘭克，西方近現(xiàn)代的偉大賢哲，發(fā)現(xiàn)了觸目驚心的文明現(xiàn)實：伴隨大工業(yè)制度的普及，那個具有人性善意、活力的“人”消失了，代之以大機器生產系統(tǒng)的“螺絲釘”、辦公室里貧乏、干枯、變態(tài)的“表格管理者”、生意場上的市儈、盤踞在各種機構里的貪腐官僚、在一首濫歌連唱30年“不衰”的粗俗明星演唱會上，那些心甘情愿遭受宰制與欺騙、聲嘶力竭、熱淚盈眶的大眾，仍然為此癲狂；這些扭曲、濫俗現(xiàn)象，以大眾傳播的方式，在骯臟的報刊、電視與網絡謾罵中“沉渣泛起”卻總不消?！?
有論者對此予以追溯并條分縷析地論述：
遠在古希臘時期，正當西方人為他們的文化尋求出路和確定基本模式的時候，困擾著他們的首要問題，就是“人”的“身份”問題：人是什么？人同神的關系怎樣？人的生活有什么意義？人的生活目的是什么？人在宇宙和整個世界中，處于什么地位？在他們尋求答案時，他們就已經預先選擇了“人是世界的中心”和“人是自然的主人”的結論。
……近現(xiàn)代各種人道主義、人性論以及自然科學的人性論，采取了越來越‘理性’和‘科學’的形式，聲稱自己是最‘客觀’的真理論述形式，因而它們就更加具有掩飾性和欺騙性。
尼采
尼采（1844-1900）是全面顛覆“啟蒙話語”和西方哲學傳統(tǒng)、宗教思想傳統(tǒng)的偉大哲學家。他繼承叔本華，在一系列天才巨著中，深刻揭示出人類一切活動的真實動機，是天賦的生存激情、情欲、權力欲等“生存意志”的釋放、宣泄，而不是啟蒙-自由主義所標榜的“理性、自由”之類，人的本性、一切文明活動的本質，是人（群）的權力意志（強力意志）、強烈情欲操控下的“不自由”的生命宣泄：
……尼采早已指出：人是由他的生存權力意志來創(chuàng)造自己的存在方式的。尼采嚴厲地批判那些循規(guī)蹈矩的“庸人”，強調人唯有靠自己的權力意志的自我擴張，才能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偉大事業(yè)。尼采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吹響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性論的號角。
尼采在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時，尤其集中批判它的個人自由觀。尼采認為，作為個人自由觀的基礎，“個人”并不是像自然權利論思想家們所說的那樣，可以被化約為一個一個獨立的“實體”。尼采認為，真正的個人不是原子式的單位，不能像一般的自然物體那樣，可以被當成一種計算單位，也不能被化約或被概括成某種帶普遍性的一般概念。尼采說：“個人是多元性和不斷成長的”；“個人比人們所想象的人格還復雜得多，“個人’或‘人格’只是為了強調其特點和集中描述其性質罷了”。因此，尼采主張讓個人任其自身意志而生存，不加以任何限制；一旦將個人限定在一定范圍內，并以統(tǒng)一的規(guī)范約束他們，這種“個人”實際上死亡了（詳見微信朋友圈轉發(fā)的高宣揚先生2006年3月文章《法國哲學界對人文主義的新辯論》（上下））。
要言之，近代啟蒙主義、自由主義所標榜的“人的權利、自由、平等、博愛和終極解放”是一張永遠無法兌現(xiàn)的“空頭支票”，稍加觀察即知，這張空頭支票，早已負債累累，卻還在全球各個大學講堂上，繼續(xù)喋喋不休地蒙騙那些“純潔無辜”的青年學生。
仔細推想，這些混跡于大中學校的教室、研究室、骯臟窒悶的公私機構的辦公室、網絡游戲廳、電視肥皂劇、手機訊息之汪洋大海與空虛泡沫中的所謂“莘莘學子”，不僅是游戲產業(yè)-文化產業(yè)的最大用戶，更是各種垃圾傳媒、垃圾產業(yè)——從全球大學高額學費到各地電影院高價門票的主要消費者，這些“骨灰級”粉絲，任由其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們，為此拼死加以操勞、供養(yǎng)，卻恬然以“時尚”、“光鮮”為標榜，其“文化無辜”也就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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