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嵩 中天戲水圖
端午節(jié)的設立，昭示著中華文明的偉大科學-人文傳統(tǒng)——以天文歷法的觀測、實驗、推算、整合為核心、措置全國農(nóng)耕制度、二十四節(jié)氣為核心的時序制度（時憲，古典憲政制度之一）、天子行大禮祭祀天地神明祖先、天子為代表的中央政府，定期頒布歷法制度；作為地方政府的諸侯受之，再頒布于民間百姓的古典禮樂-政教制度的一部分，今人不學，每到端午節(jié)，必與戰(zhàn)國秦漢風俗——懷念屈原混為一談，中國固有科學-人文知識之匱乏，由此可見一斑。
今再普及一遍由此相關的中國古典天文歷法的基本知識（近期《清風廬》曾有系列文章介紹“天文考古學”知識），誠盼政府職能部門、傳媒機構(gòu)、學術教育機器、讀者大眾等各層次有識之士，多予傳播，幸勿再“以訛傳訛”矣！
端午節(jié)的由來，其背后的天文歷法學知識，如下：
端午節(jié)的設立，與中國天文歷法、節(jié)氣物候的最重要時空節(jié)點之一的夏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有關。
夏至這一天，太陽運行宇宙中天，正午到達上中天的最高位置，是一年之中天球最高視位置的頂端，故稱“端點”，而這一天太陽投在大地上的影子最短，時處正午，故稱“端午節(jié)”，即夏至節(jié)、天長節(jié)。
伴隨天上日月星象與中國歷法（每一個太陽回歸年為365·25天，0·25天乃一天四分之一，故中國歷法稱“四分歷”）呈規(guī)律性的變動、整合（需要置閏月閏年等），每年的端午節(jié)，會逐漸與夏至日相差一個月左右。
譬如2016年6月9日之端午節(jié)，與夏至日（6月21日）相差12天，所以，國家節(jié)日、民間節(jié)氣，就把端午節(jié)變通設立為端“五”節(jié)，即農(nóng)歷五月初五，預示著太陽即將運動至最高端點（實際上，最高端點在夏至日），天地陰陽二氣交合謂之“午”，總之，炎熱的夏季正式拉開了大幕。
顧炎武《日知錄》謂“三代以上，家家戶戶懂得天文歷算之學”云云，暴秦焚書坑儒，殘滅典籍，秦漢以下，中國天文歷法學，由伏羲神農(nóng)黃帝堯舜夏商周之燦爛繁盛，迅速萎縮為專門之學，漢武帝命有司匡正歲時歷法、議行昭告天地之封禪大典，天文正、地氣準、時憲理，人文政教乃大治焉，司馬遷父司馬談典史而議論不合，被擯斥于這一國家大典之外，遂羞憤而死，臨終命子“尊儒”，自棄《論六家要旨》之尊道家而改宗儒家，司馬遷垂淚接受遺命，與老師董仲舒、孔安國等，襄助武帝“崇儒更化”，中國巍然開創(chuàng)外攘蠻夷、內(nèi)尊儒士的偉大盛世，隋唐宋明繼之，天文歷法之道，垂象日月星辰，節(jié)律大地眾生，妙合天地百物，至矣哉！
余自2000年后，陸續(xù)購置、收藏、研究以“天文考古學”為當代國際學術思潮主潮的淵源之一的、有關中國古典科學、科學史的各種著作，注意研讀《中國國家天文》雜志，該雜志，曾將已故天文學家伊世同先生的文章，作為重要遺著，發(fā)表于《中國國家天文》總第25期（2009年第6期）上，名為《夏之神——端午節(jié)的故事》（52-62頁）。
余仔細研讀多遍，用紅筆在原先閱讀時標記的鉛筆道上再予醒目標記出來，漸漸地，伏羲之前人類遠古時代的文明發(fā)展線索與圖景，逐漸清晰起來：文明起源于火種的發(fā)現(xiàn)和保存，伏羲之前的燧人氏，原是發(fā)現(xiàn)火種的部族，因普遍將采火技術傳授給其他部族，促進文明進步，所以被人們敬仰、崇拜為“火神爺”。后世負責保管火種、祭祀火神爺?shù)墓賳T稱火正、南正，神農(nóng)炎帝部族和蚩尤、三苗九黎等部族，均一度執(zhí)掌火正官職。
中華文明祭祀火神爺燧人氏，只是為了感謝其傳播火種、促進文明、保障民生的功德，與中東、北非、南亞等地的拜日、拜火等原始宗教之奢望來世、厭棄人文，不可同日而語。
中華精神信仰體系，始終是世俗人文主義的精神體系，換言之，在中華大地之上，所有崇拜、祭祀活動，全圍繞著改善人類世俗生活、促進文明進步這一科技-人文偉大核心展開，其神秘性，僅僅是滿足人類世俗生活的詩意性表達這一儀式需要。中國人的一切根本性智慧，都是要合理地、詩意地、優(yōu)美地度過人間有限而美滿的世俗生活，而不是奢望在死后再追求一種無限持存的天堂生活，因此，中國人對一切大自然存在、人文社會形態(tài)，不存超越性的幻想與奢求，因此也不會爆發(fā)各種宗教、邪教、巫術、拜神、拜物等原教旨主義的病態(tài)狂熱。
譬如，伏羲之所以被中國人尊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人文初祖”，主要就因為他毅然“取犧牲以供庖廚”，即將祭祀貢品，分發(fā)給百姓食用，讓原本專供神靈享用的熟食，進入百姓的廚房餐桌，從而極大地促進人腦、人體發(fā)育，伏羲因此又名“庖犧”，也就是“那個敢于把供奉神靈的犧牲（熟食）制成凡人庖廚享用的食品的那個部族的首領”；故而伏羲時代的中華民族，能夠體力、智力日益發(fā)達，逐漸摸索、發(fā)現(xiàn)、掌握數(shù)理法則與人文法則、天上秩序與大地秩序之間高度和諧統(tǒng)一的哲理模式——《河圖易經(jīng)》體系；同時，伏羲創(chuàng)立“儷皮之禮以正婚姻”的原始婚姻家族制度，人類性愛活動的規(guī)整協(xié)調(diào)，進一步促進文明生活秩序與人口繁衍不息，締造出中華文明的不斷輝煌！
殊堪注意的是，中國人所抱定的“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大同主義信念，自燧人、伏羲、神農(nóng)、黃帝時代就暢行無阻，表現(xiàn)之一，就是燧人氏的采火技術、火種保存技術；伏羲氏的結(jié)繩捕魚技術、狩獵畜牧技術、熟食制度、婚姻制度、《河圖》等計算、推演、記錄天象人事等人文制度；神農(nóng)炎帝，又稱“烈山氏”之焚燒山林、開荒造田等農(nóng)耕技術、煎制草藥以治療等中醫(yī)技術，所有這些重大的文明技術與生活制度，發(fā)明部族一律采取公開傳授給其他部族的大同主義態(tài)度，而那些企圖保守某項技術訣竅以稱霸諸侯的部族勢力，譬如“共工氏振滔洪水以淹天下”、蚩尤部族把持鹽池、依憑火攻而侵漁諸侯的霸道行為，最終被伏羲、黃帝等圣王制止、剪除、平定，促使人類文明生活的各項技術發(fā)明、制度創(chuàng)立，在中華大地之上得以最大幅度地廣泛傳播，“圣者通也”，伏羲、神農(nóng)、黃帝之偉大文明事業(yè)，建筑在全人類生命大一統(tǒng)（大同主義）的文明傳播秩序之上。
人類大一統(tǒng)文明，始于伏羲。從伏羲文明再往前追溯，至遠古時代，則距今已綿延兩萬五千年以上。著名天文學家伊世同在《夏之神——端午節(jié)的故事》中，揭示出一個極其重大的人類文明史的開端之謎：司馬遷《史記·天官書》描述的五大行星——木星（歲星）、火星（熒惑星）、土星（填星）、金星（太白星）、水星（辰星），與日、月合組而成宇宙秩序之大星辰系統(tǒng)（“七政”），五星又稱五緯，在“四象”二十八宿之間穿越。夏至日，火星熒惑，恰好與青龍七宿（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星組成）中的心宿，處于緊密相關的正南位置，古人稱之為“龍心大火”。
伊世同先生詳細論之曰：
以龍心大火為參照點，用天文學歲差法去推算，知道龍心大火位于正南（子夜上中天）的史前紀年約在24500年前（公元前22500年），足見這類敬天法祖式的承傳關系有多么悠久?！谛强瘴恢镁W(wǎng)絡關系中，可以說被天球各類坐標系鎖得牢牢的，大火可視為史前天文紀
年推導的坐標原點，無法動搖。一旦夏至夜空中的星象鎖定，則夏至時的太陽位置也不難求得?！?4500年前，太陽在夏至時的準確位置當在畢宿的大星（畢宿五）附近的黃道夏至點。太陽所在位置（即當年的夏至點）附近的背景恒星隨同太陽升沒，用肉眼是看不見的，只能看到與太陽有一定角距離的星象。又因日出前和日沒后的晨昏蒙影（薄明）影響，不同緯度帶上的觀測者，想看到偕日出星象和偕日沒星象，觀測條件則大不相同。要言之，中低緯度帶上的觀測者，多以偕日出或偕日沒觀測法去比對晨昏星象，高緯度帶上（例如極圈附近）的觀測者，由于天體視運動接近于沿當?shù)氐牡仄骄€平移，無法以偕日出或偕日沒法去比對晨昏星象，僅能用對日照法去觀察子夜前后的星象，多方核定或考據(jù)結(jié)果表明，二十八宿恒星星座，實始于高緯度帶的觀測，但因近冰期的來臨，隨先民遷徙到中低緯度帶。
這篇遺文的卓越發(fā)現(xiàn)與推斷，有如下幾個要點：
第一，根據(jù)夏至日的星象鎖定，推斷出史前紀年亦即人類對天象進行原始觀測、紀錄的年份是距今24500年。
第二，伏羲《河圖易經(jīng)》“確實符合兩萬多年前呈現(xiàn)的原始星象”，換言之，伏羲《河圖易經(jīng)》體系，是2萬5千年以來天空星象運轉(zhuǎn)不息的偉大紀錄。
第三，地球上的高緯度帶居民，過著半年黑夜為主、另半年白晝?yōu)橹鞯暮诎追置鞯纳睿@應當是太極分兩儀誕生“陰陽”這一偉大觀念的根源。
第四，中緯度帶的天象、物候，以四季分明為主軸，伴隨著近冰期的來臨、全球氣候轉(zhuǎn)暖、高緯度帶居民向中低緯度帶的遷徙、高中低不同緯度帶居民的觀念不斷融合，兩儀與四象體系亦不斷融合，這一融合大約在距今6500年前后完成，標志就是河南濮陽西水坡1987年45號墓穴出土的青龍、白虎蚌殼堆壘，“6500年前，應視為史前和入史之交的年限。”
第五，頻繁遭受晚清民初以來“疑古學派”肢解、扭曲、妄斷的經(jīng)典文獻《尚書》、《夏小正》等所有華夏正經(jīng)、正史記載的歷史事件與天象紀錄之間，彼此印證、鎖定，構(gòu)成人類文明活動的最精確紀錄，而史前大洪水、人種大遷徙以及印第安人種、蒙古人種與中原人種的相似性、殷商王朝重占卜的“薩滿巫風”問題等重重疑惑，亦可一朝廓清矣。
中國古語“三皇治世，五帝為君”，從廟堂儒士，三公九卿，到山野村夫、咿呀幼兒，無不尊崇三皇五帝時代創(chuàng)建中華文明的偉大功德，透徹了解這一歷史傳承：三皇時代，乃天下大治之世；五帝為君，意味著天下諸侯漸次歸于一統(tǒng)，君者群也，即能合群共治，使天下諸侯萬民，歸于中國大一統(tǒng)者也；自伏羲《河圖》到堯舜三代之《尚書》、《周禮》、孔子《易傳》、《春秋》，其所飽含的憲政思想、文明制度，歷代沿襲、尊奉，堪稱不朽的“經(jīng)典文獻”，足以垂世立范，與天地日月并立交輝，中華文明因此長盛不衰：經(jīng)者徑也，天地宇宙大生命自由舒展之制度路徑、精神秩序；典者常也，乃人類文明不變之常理、法則，經(jīng)典智慧基礎上的經(jīng)典文明，上合天道，下理人心，故《易》謂可大可久。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展望21世紀》和《人類與大地母親》這三部不朽之作中，以令人贊嘆的巨匠筆觸，剖析中華文明之獨特成就曰：“中國歷史的最大特點是：大一統(tǒng)文明的理想，歷經(jīng)各種挫折與分裂，而一再獲得實現(xiàn)。”柳詒征《中國文化史》、錢穆《國史大綱》亦言：“中國歷經(jīng)重大頓挫、分裂，但每次非但不會崩解或斷裂，反而不斷復原并擴大，實在是人類史的一大奇跡！”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中華文明掌握了人類合理生活、自由幸福、長治久安的寶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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