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以其天子-諸侯-群臣-士紳-庶民的分權制衡、全民遵守道德和法律約束的古典憲政秩序，造就中國社會數千年的穩(wěn)定繁榮和中華文明的高度凝聚力與擴展能力。
依據《尚書》、《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國語》、《新語》、《繁露》、《史記》、《白虎通議》、《貞觀政要》、《資治通鑒》、諸子百家記述、《二十五史》等偉大典籍的忠實記錄，可知中國古典憲政機制，或稱華夏儒家式民主制度，歷經伏羲、炎黃、堯舜時代的諸侯大同推舉（禪讓）制，夏商周時代的聯(lián)邦大一統(tǒng)王制，秦漢以下，直至明清的三公九卿廷議制、普選各級官吏的中央大一統(tǒng)集權制等不同歷史階段以及各種分權制衡模式的不同變化，始終確保了：一介布衣平民，完全可以憑一己品德、才學、機遇而出任官吏，直至主持天下大政。中華文明的大部分時間內，未設定以血緣、身份、地位、種族、信仰原因，堵塞或斷絕平民受教育、獲得升遷、參加政府及地方自治的進路，更未在憲法制度上，禁止平民議論朝政的權利（滿清除外），公平、開放、均衡、有序的華夏古典憲政制度，奠定了中華文明成為全球最具人道主義、文治主義、古典民主憲政特質的文明。
這一古典憲政體制，由于明初統(tǒng)治者朱元璋廢宰相、建內閣而遭一定程度破壞，但明朝的內閣首輔大學士，實際上仍擁有宰相作為全國文治政府首腦的許多憲政權力，譬如主持廷議、封駁皇帝昭書、糾察百官行政、嚴懲皇族、貴戚、權貴、百官腐敗等，士紳、庶民，均可奏章上訴、彈劾官吏，再加上訴諸輿論的“清議”制度等，仍具很大威力。
近代初期，由于滿清統(tǒng)治者入主華夏，對漢族士大夫心存卑鄙的猜忌，遂嚴厲推行政治專制主義和文化專制主義以及滿漢分隔的種族歧視政策，肆意破壞中華文明古典憲政制度的基本治理結構——天子、以宰相為首的群臣文官系統(tǒng)、士紳、庶民之間分權制衡關系和以“廷議”、封駁、清議、官民上書言事等一系列制度體系，政府肆意侵奪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經濟文化生機，逐漸造成百業(yè)凋敝的困局，根本無力應對西方列強的肆意欺侮、掠奪和國內人口激增、經濟破產的內外困境，中華國際聲譽一落千丈。
滿清統(tǒng)治“合法性”的淪喪，深刻動搖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激起近代中國人對中華文明固有遺產的錯誤懷疑、批判、毀棄，觸發(fā)民初“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偏頗的政治、文化主張，中華文明至此被“刨根滅祖”，今后只能亦步亦趨地追隨西方了！
謝和耐
1，謝和耐論析中華文明大一統(tǒng)精髓
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Jacgues Gernet,1921-）在名著《中國社會史》（1971年首版）對“中國古典社會的基本性質”做出了極其精辟而公允的偉大論斷：
希望在整體上和其整個存在期間的中國社會制度都（被）定性為帝制，是一種嚴重的方法錯誤。……我們所慣于在君主制和民主之間確立的區(qū)別，也太專斷了。如同歷史不具有純民主模式一樣，中國社會中的君主制度也遠未能排除所有節(jié)制性的機構和所有表達民意的形式。對最弱小者的剝削、專斷和暴力并非是中國社會的獨創(chuàng)。經過全面斟酌之后，人們在歷史上的所有其他民族中，都絕對找不到比中國更公正和更人道的社會了。
大部分中國普通讀者都被自幼灌輸了一種犯有“嚴重方法錯誤”的歷史觀，即中國古典社會是“封建專制社會”，這一錯誤定性，遮蔽了中華文明在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以及獲得這些成就的制度性原因——華夏古典民主制下君主、官府的行動，必須接受“古典憲政秩序”尤其是實際主持政府、地方自治的儒家士大夫們世代傳承、不惜以生命捍衛(wèi)的“敬天保民”這一普世文明不可或缺的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宗旨、一系列對權力實施制衡的機構、制度、民意表達等諸多約束，上述一切中華文明的憲政機制與儒教民主秩序，最終確保了謝和耐所謂“中國（古典）社會是全球史上最公正和最人道社會”這一偉大論斷的實現。
由于近代中國人，因國勢衰頹而“遷怒”于自身文明傳統(tǒng)的錯誤思維習慣、權勢誤導與學術偏見，被1949年后中國大陸在穩(wěn)定政局下逐步取得的、引起全球各國艷羨、驚嘆并群起效法的經濟、社會巨大成就，逐一擊潰。
人們逐步意識到，這些偉大成就的取得，固然由于中國政局的穩(wěn)定、開放和銳意改革，更由于中華民族在過往數千年間累積而成的和平主義的內外發(fā)展戰(zhàn)略以及協(xié)調各方利益、促使社群利益有序化和最大化的和諧主義精神。
湯因比
2，湯因比的偉大歷史哲學洞見
學術思想，最貴獨到之見、先見之明。當1970 年代，大部分西方及中國學者仍囿于孟德斯鳩、盧梭以來錯誤的“西方中心論”，對中華古典文明的許多重要制度橫加指責、胡亂挑剔的時候，英國歷史哲學大師阿諾德·湯因比（A·J·Toynbee，1889-1975），在曠世巨著《歷史研究》、《人類與大地母親》和《展望21世紀》（與池田大作對話）中，一再宣告、重申“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一偉大預言，并且以深通東西文明奧秘的偉大哲學眼光，深刻而精辟地論述了這一預言的學術依據。
至今，這些里程碑式的、不可傾搖的偉大論斷，仍是深入討論、研究“中華文明的全面復興”的不二法門：
從鴉片戰(zhàn)爭到中國共產黨統(tǒng)一大陸前，世界各國都以輕蔑的態(tài)度對待中國，無所顧忌地欺負中國。從物質方面說，就是現在中國和西歐各國、蘇聯(lián)、日本等相比，也不比過去受屈辱的那個世紀強大多少。雖然如此，像今天高度評價中國的重要性，與其說是由于中國在現代史上比較短時期所取得的成就，毋寧說是由于認識到在這以前兩千年間所建立的功績和中華民族一直保持下來的美德的緣故。中華民族的美德，
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紀里，也仍在繼續(xù)發(fā)揮作用。特別在現代移居世界各地的華僑的個人活動中也都體現著這種美德。
東亞有很多歷史遺產，這些都可以使其成為全世界統(tǒng)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軸。依我看，這些遺產有以下幾個方面：中華民族的經驗。在過去21個世紀中，中國始終保持了邁向全世界的帝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地區(qū)性國家的榜樣。第二，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逐步培育起來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觀中存在的人道主義。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義。第五，東亞人對宇宙的神秘性懷有一種敏感，認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敗。我認為這是道教帶來的最寶貴的直感。第六，這種直感是佛教、神道教與中國哲學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滅絕的法家）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必須與自然保持協(xié)調而生存的信念。第七，以往在軍事和非軍事方面，將科學應用于技術的近代競爭中，西方人雖占優(yōu)勢，但東亞各國可以戰(zhàn)勝他們。日本人已經證明這一點。第八，敢于向西方挑戰(zhàn)的勇氣……今后還要保持下去，不過我希望在人類歷史的下一階段，能夠把它貢獻給和平解決人類問題這一建設性的事業(yè)上來。
從整體上看，帝政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在政治上富有成功經驗的歷史，而且今天還在以“人民共和國”的形式繼續(xù)存在著。這跟在西方企圖實現持久的政治統(tǒng)一與和平而沒有達成的羅馬帝國的歷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_馬帝國解體后，西方的政治傳統(tǒng)是民族主義的，而不是世界主義的。由此看來，今后西方也似乎不能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統(tǒng)一。
將來統(tǒng)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并且正因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才有令人驚嘆的威望。中國的統(tǒng)一政府在以前的兩千二百年間，除了極短的空白時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幾億民眾統(tǒng)一為一個整體?！?
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個領域，都按西方的意圖統(tǒng)一起來了?？峙驴梢哉f，正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是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tǒng)一與和平的命運。
湯因比的偉大洞見與一系列卓越論斷，啟迪著從21世紀開始，未來數百年，全球政治格局與人類文明傳播史上最重大的歷史性巨變。這一巨變有如下重要方面：
首先，中華文明不僅是數千年間東亞地區(qū)性國家的榜樣，更是21世紀全世界政治和平、穩(wěn)定、統(tǒng)一的地理、文化主軸（即我所謂文明大軸心），這一偉大的歷史預言，高度清晰地勾勒了21世紀之后的人類文明進步的最大趨勢；
其次，中華文明的世界主義、天下大同主義的偉大包容精神，正是全球當代文明飽受困擾的種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等劇烈動蕩與巨大破壞力的解毒劑；
第三，儒家思想固有的人道主義精神，儒家的道德教化、佛教思想以及道教思想等中華智慧，能夠合理地看待宇宙、社會、人生的理性主義精神，正給陷于深重社會危機（譬如職務犯罪泛濫、治安犯罪激增）、道德危機、生態(tài)危機之中難以自拔的當代全人類，以最可靠的精神出路：儒家社群倫理制度、孔夫子設立的“有教無類”、“君子不器”的中華教育學術體系，尤其是在當代全球一系列公共信仰、公共教化的紊亂、廢弛、缺乏道德操守與人文關懷危機下，對全球學院教育之錯亂以及囚禁在所謂“專業(yè)”、“實證”牢籠中的全球學術思想的拯救；
第四，儒道佛三家中國智慧、天地君親師之公共信仰、公共教化、古典憲政體系所確立的文明傳播秩序，其所共同治理、規(guī)范下的、人與自然之間必須協(xié)調一致才能生存下去的大一統(tǒng)生命信仰，是當代全球文明正瀕臨生態(tài)環(huán)境崩潰這一最緊迫危機的最大精神資源和制度資源；華夏文明綿延一萬年之久的有效保持土壤肥力與生態(tài)平衡的農耕制度、天文歷法制度、水土平治、山林保養(yǎng)等一系列文明制度，極具借鑒啟迪意義；
第五，華夏古典民主制、天子-文官-百姓之間分權制衡系統(tǒng)下的古典憲政體系與公共治理-教化-自治-服務體系，以天地人神、宗廟社稷、國族安危為核心的公共信仰體系，天下一家的社群倫理體系和法治體系等，構成了一個有別于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模式的、兼顧各方權益和社群利益的、偉大有序的華夏民主治理體系。這一“帝政中國的成功經驗”，不僅可以完整而妥帖地解釋中華文明具有高度可持續(xù)性的千古傳播之謎，更足以在適當吸取西方近代民主模式優(yōu)點的基礎上，為全球廣大非西方國家推進民主法治改革，提供博大淵深的制度資源與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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