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貝爾斯
歐洲工業(yè)化浪潮席卷世界，其內在矛盾，被20世紀的偉大賢哲卡爾·雅斯貝爾斯（1883-1969）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1949）一書中加以揭示：“癥結所在，是缺乏信仰的啟蒙運動、求助于暴力而企圖用理性改造歷史的法國大革命、自信能知道上帝是什么和上帝要什么的費希特、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
真不愧為一流的歷史哲學大師！
存在主義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對“什么造就了現(xiàn)狀”、即造就了歐洲在不到20年間連續(xù)爆發(fā)兩次世界大戰(zhàn)、納粹大屠殺以及歐亞文明的一系列毀滅等，即這一系列“現(xiàn)代文明的悲劇”的深刻原因，做出了偉大斷言——“無信仰的啟蒙運動”、“無理性的法國大革命”和“無節(jié)制地企圖虛構唯心（或唯物）的烏托邦、進而妄窺上帝神秘、扭曲人性歷史、屢遭敗績卻仍自我夸誕為‘終極真理’的德國近代哲學”，是最近200年文明危機的總根源。
深思、清算這一總根源，是全球文明新生的關鍵一步。
1，當代文明的癥結：啟蒙獨斷思維、法國革命的砸爛遺產與空洞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
無論是啟蒙運動的無神論，還是喪失理性、屠殺教士以及不同政見者的法國大革命，還是自詡為“懂得上帝為何物、歷史為何物”或“歷史發(fā)展的鐵律”的德國近代哲學，都導致近代文明的盲目意志力——“啟蒙主義工具理性”，被蠻橫地運用于、強加于所有文明狀態(tài)、自然狀態(tài)之上，使全世界陷入內外一片火海：從歐洲各國的內部沖突（勞資矛盾和列強矛盾）中，不斷外泄其罪惡，為連綿不斷的殖民戰(zhàn)爭、各國大動蕩、大屠殺、大清洗、兩次世界大戰(zhàn)、冷戰(zhàn)、局部戰(zhàn)爭、恐怖主義、生態(tài)滅絕等等，而“歐洲工具理性”，依然故我，以無限的分解、解析、操縱模式，以跨國公司、全球金融、全球市場等全球工商科技的巨大權勢為依托，強加其盲目意志，于一切生命、生態(tài)、文明的完整性之上，不僅自身趨于沒落和腐敗，而且?guī)Ыo全世界以“莫測的命運”。
與邵雍的《皇極經世》一樣“世事洞明”，奧斯瓦爾德·施賓格勒（1880-1936）在1918年發(fā)表巨著《西方的沒落》，此前此后，一大批賢哲，從中國的“民國七賢”，到印度的泰戈爾，美國的惠特曼、梭羅、愛倫·坡、歐文·白璧德，再到叔本華、尼采、柏格森、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湯因比等等賢明的智慧大師，一再重復他們的真理性發(fā)現(xiàn)：為了每一個生命，停下工具理性的解析之刀！
自然不可改良，人性不可改良，全人類的文明大生命、每一個體的小生命，具有內在的完整、豐足、充實、自由與美，如同一幅織錦，整全完美、渾然一體、不可分割；從孔子“予欲無言……天何言哉”、老子《道德經》“為道日損，損而又損，以至于無為”，再到佛陀“不可思議”、耶穌“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從引導但丁游歷地獄、煉獄的維吉爾等“異教詩哲”，到杰克·凱如阿克等現(xiàn)代的“《荒涼天使》”，這些堅韌而柔美的靈魂，昂起頭顱和身軀，代表全人類和奧秘自然的偉大神意，迎著工商科技的鐵蹄、剪刀、柳葉刀，大聲斷喝：放下屠刀！還我自由！
這強大的吶喊與復活之聲，響徹了全部歷史。
邁斯特，就是這最早覺醒之人、最早吶喊之聲。
2，啟蒙獨斷主義的工具理性，造就了現(xiàn)代野蠻
啟蒙現(xiàn)代性統(tǒng)治下的現(xiàn)代文明，表現(xiàn)在對外在問題窮究不舍式的自我靡費，內在問題上的混亂、荒蕪。
啟蒙工具理性思維的一大弊病，就是對外在事物進行窮追不舍地條分縷析，反而造成對萬物生命、內在生機的全然蒙昧、混亂與文明傳播秩序、人類內外治理上的荒蕪不堪。
法國大革命爆發(fā)之后，僅僅六年時間，國民議會就頒布了高達15479部的法律，浩如煙海的法規(guī)、條文無人遵守，只落得操權者弄權索賄，無權者鉆隙越法，事物本來的秩序，陷于毀滅。邁斯特對此精辟揭示道，以啟蒙主義為代表的“現(xiàn)代哲學太看重物質，太過傲慢，無法窺見政治活動的真正源泉。這樣的傻瓜居然相信，國民議會就能規(guī)范一個民族，相信憲法，即適合于一個民族、賦予其一定政體的憲法，就像任何其他人造物一樣，只需智力、學識和實踐；他相信，制憲的手藝是可以學會的，只要人們想得到它，就能對別人說：‘給我們造一個政府吧’，就像告訴工匠‘給我們造一個蒸汽機或織襪機吧’一樣。然而，跟數(shù)學命題一樣確鑿可靠的真理是：‘沒有偉大的制度是協(xié)商的結果’，人造之物的脆弱程度，與參與此事的人數(shù)成反比……”
而真正的立法者，深深扎根人類的良知、民族的傳統(tǒng)和奧秘的神意啟迪中，可謂“言出而法隨”：“真正的立法者，是不會四處探路的；他說：就這樣辦，整個機器就開動了?！?
古典憲政秩序、自由政體的基本信條、偉大人文治理與教化的基本信條，作為偉大文明的內在肌理，猶如《尚書》所言、所創(chuàng)立憲政制度之偉大精神——“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猶如孔子所言“仁者愛人”，又猶如《摩西十誡》等法條，大氣磅礴、簡單明了、便捷易行，卻又燦如日月、朗若乾坤，毫無《老子》所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之滋章漫漶、上下鉆隙之患。
司馬光《資治通鑒》所謂“政簡風清”最能概括古典憲政與自由秩序之根本，一切亂世敗政，都從法條嚴苛開始。恰如《孟子》所批評：“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寥寥數(shù)語，括盡古今政教之興亡——立法者居天下大位、高高在上，但內心毫無“道揆”即以道義揆度天下、經營天下的能力，只能搜刮民財、禍害民生，下層百姓生計窘迫，必然違法犯罪；君子在朝堂之上不能忠諫，在鄉(xiāng)野江湖之下不能主持正義、救濟民困，此為“犯義”；小人富則驕橫，窮則無賴，見天下無道，必然“犯刑”，如此上下相奪，家必破，國必亡，天下必大亂！
“亞圣”孟子之言，信哉！偉哉！
3，人類環(huán)境高度組織化（官僚化）造成的巨大野蠻
某日，予偶入北師大主樓高大的“管理層大廈”，驀然之間，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家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一書所言，活生生地展現(xiàn)眼前——各樓層、各個辦公室里，人頭攢動、紙片紛飛，全樓上下數(shù)百、千臺電腦齊刷刷地開動著、演算著、撰寫著、統(tǒng)計著……數(shù)百名、上千名管理人員，都匍匐在電腦前操縱著、規(guī)定著、貫徹著、實施著、決定著、推進著什么，人人忙得大汗淋漓、焦頭爛額——
伊尼斯謂之“外部環(huán)境過分的組織化（官僚化）導致了我們缺乏思想的組織化”，精神生活混亂“總體上使人類退化”，而這一番景象，邁斯特早在200年前即已預言：
這是架多么龐大的機器！有多少彈簧和齒輪！南轅北轍的部件發(fā)出怎樣的爆裂聲！雇了多少人來維修保養(yǎng)它！一切的一切都表明，它沒有一種運動符合自然，因為大自然創(chuàng)造物的首要特點，就是威勢伴隨著手段的節(jié)約：一切各得其所，沒有震蕩，沒有波動；摩擦輕緩適中，絕無噪音，莊嚴肅穆。因此，自然機制有著完美的勻稱、精確的均衡和嚴格的對稱，使迅疾的運動也有令人愜意的安詳外表。
比較而觀，深思《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中華憲政秩序”下古典文明之繁榮富庶，深思這一秩序（邁斯特謂之自由政體）所呈現(xiàn)的古典精神之包容廣大、清明自由、恬美安詳、融洽和睦；由此上推兩三千年，《尚書》所載、孔子所言、漢高祖、惠、文、景、武諸帝所創(chuàng)設、董仲舒、司馬遷、孔安國諸儒所闡明、中華民族巍然燦然締造出的偉大文明，哪一宏綱、哪一細節(jié)，能削足適履地符合“封建專制、停滯僵化”的觀感？！
4，草率而武斷的誤判，造成偉大治理傳統(tǒng)的徹底荒蕪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侯旭東先生，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上，發(fā)表專題論文《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其“內容提要”說：“19世紀末以來，秦至清的帝制時代的中國政體為專制政體、皇帝為專制皇帝的論斷影響廣泛,流行不衰,并成為中國史研究的基本觀點之一。
論文從思想史的角度對 這一說法產生、傳播的歷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論斷并非科學研究的結果,而是亞里斯多德以來的西方人對東方的偏見。
18世紀時個別西方思想家，開始以此來描述中國 ,19世紀末以后，經由日本廣為不同立場的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 ,并通過辭書與歷史教科書滲透到大眾中,罕有質疑者。這一說法實際未經充分的事實論證,不加反思地用它來 認識帝制時代中國的統(tǒng)治機制只會妨礙研究的深入?！?
個別人如孟德斯鳩，草率而武斷地誤判“中華帝國是君主專制政體，其統(tǒng)治原則為恐怖”，受到當時著名的啟蒙主義開明思想家伏爾泰、魁奈、英國的約翰遜、哥德斯密等人的一再駁斥，不幸卻被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漢學家、梁啟超等近現(xiàn)代“聞人”不加分辨予以采納，作為“定論”寫入歷史教科書，極大誤導了全球學術思想對中華文明的基本定位與認識，是學術誤讀的著名傳播案例。
歡迎關注毛峰微信公眾號“清風廬”：houseofwi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