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美國設(shè)計、主導的政治-軍事陷阱、菲律賓非法挑起的所謂“南海仲裁案”非法鬧劇，以仲裁庭完全否認中國歷史上一直對南海實施管轄的基本事實，驚醒了一直崇拜美國為“上國”、西方近代文明為“人道”、中國歷史“一團漆黑”等諸多持全盤西化立場的中國人持續(xù)100年的西化迷夢，看清了西方近代文明的霸權(quán)本質(zhì)，道德義憤勃然而起！
最近200年之全球史，至此了了分明也：西方工業(yè)革命創(chuàng)造出驚人財富，但工業(yè)革命所必需的道德革命（人文精神之革命）卻遲遲沒有出現(xiàn)、跟進，遂在自然秩序（道）和人文秩序（德）眾多領(lǐng)域造成嚴重紊亂，致使人類血淚凝成的全球財富，被各種社會沖突和生態(tài)災(zāi)難所吞噬。
文明衰敗的根源，恰在于啟蒙獨斷主義錯誤判定歷史為野蠻、宗教為迷信，遂使維系社會責任和人倫操守的人類文明的歷史傳統(tǒng)和傳播遺產(chǎn)，一一陷于紊亂和崩潰。
全球許多急功近利的觀念和行為，經(jīng)常到了厚顏無恥、傷天害理的程度，不受道德控制的工商科技擴張，最終使全球生態(tài)系統(tǒng)和社會體系漸次瓦解。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最近200年西方霸權(quán)主導下的人類文明之逼真寫照也。此下人類能否重建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世紀間（軸心時代）偉大圣哲孔子、佛陀、耶穌等人所遺之道德教誨與宗教訓誡，進而重演漢唐王朝構(gòu)筑中華道統(tǒng)、學統(tǒng)以及人文政治之政統(tǒng)、佛陀組織僧團、耶穌門徒組成西方教會，以構(gòu)筑東西方文明核心之偉大傳播進程，使創(chuàng)造財富的工業(yè)能力與消受此財富之道德力量達致平衡，拯救全球生態(tài)系統(tǒng)和文明體系，此刻殊難逆料者也。
恢復(fù)、培育被全盤西化在最近100年里掃蕩殆盡的中國人的道義觀念，當務(wù)之急，在于重建《尚書》、《周禮》、《春秋》、《史記》、《通鑒》為代表的中國正統(tǒng)史學的偉大傳統(tǒng)。
陳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北大學院己已級史學系畢業(yè)生贈言》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近代以來，神州動蕩、國困民窮，國人遂對固有文明產(chǎn)生莫大懷疑乃至嫌棄，即使治人文學術(shù)乃至國史者，亦祖述東洋、西洋或蘇俄主流史觀，全然蒙昧于本國歷史觀念、源流、制度、文獻等，寅恪先生自稱“羞欲死”，遂渺茫寄望于新一代史家。
無奈“疑古學派”（實乃全盤西化派）居近代學術(shù)、輿論主流，遺禍至今，國人對自身文明傳統(tǒng)仍極蒙昧，“洗斯恥”殊非易事也。
錢基博、邵祖平、張爾田諸人均批評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新史學”之失，在“讀書滅裂、勇于專斷”、“循從、詐取、詭獲”以迎合時流、沽名釣譽也，甚有見地。
陳寅恪先生又贈一詩，以警戒當時舉世若狂、奉西方文明為唯一圭臬之時流、尤其是青年一代：
“天賦迂儒自圣狂，讀書不肯為人忙；
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qū)區(qū)是秘方?！?
昔者孟子被譏為“迂遠而闊于事情”，儒家之理想主義正是天下道統(tǒng)與操守之所系，倘舉世皆僅只求功利，則必使天下陷溺也。迂儒、俗眾之間，必維持一種相反相成之張力關(guān)系，社會乃安、文明乃傳。
若設(shè)定學術(shù)、教育、文明事業(yè)，必須為某種功利目標服務(wù)，則社會必喪失道德準繩，一個文明之內(nèi)在傳播秩序必嚴重失衡也。
在國家論述、各種政府文告、公私論述、尤其是學校教育、學術(shù)研究話語中，必須立即恢復(fù)“中國士大夫政治”（古典憲政體系之一、中國古典政治根本）的合理地位。
陳寅恪1950年詩《題冼玉清教授修史圖》曰：
“國魄銷沉史亦亡，簡編桀犬恣雌黃。
著書縱具陽秋筆，哪有名山淚萬行?！?
陳寅恪在1931年《吾國學術(shù)之現(xiàn)狀及清華之職責》中認為“今日國雖幸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tǒng)”。吳宓在1945年10月10日對來訪的孫貫文說：“赤縣古國，遂至今日，淪胥以盡。況文字已擅改，歷史不存。教化學術(shù)，悉秉承于美、俄，即（使）中國名號猶在，甚至人民安富尊榮，（然）其國魂已喪失，精神已蕩滅?！倍?950年代，陳寅恪直截了當稱“國史已亡”！
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考據(jù)“簡編桀犬恣雌黃”一句，典出《史記·鄒陽列傳》“桀之狗可使吠堯”，陳寅恪嚴正指斥范文瀾所著《中國通史簡編》，作為中學課本，印行數(shù)百萬冊，乃官方史學代表，如同“桀犬吠堯”、信口雌黃，尤其是范文瀾在該書前言《研究中國歷史的鑰匙》、《論正統(tǒng)》中，以傳統(tǒng)士大夫統(tǒng)治為“亂”而以農(nóng)民起義為“治”之說，可謂不顧基本歷史事實，奉“亂”為“治”、指鹿為馬，故受陳寅恪、錢穆、柳詒征等史家嚴肅批評也。
晉代史家孫盛著《晉陽秋》（即《晉春秋》），秉筆直書，觸怒當?shù)?，子孫大加刪削乃敢傳布，孫盛遂寫定兩原本，寄存于遼東友人處，晉滅始出。
陳寅恪亦懷孫盛之志，無奈身殘境迫，平生宏愿之撰述“中國通史”亦隨之玉碎，俞大維稱此為“我們時代的悲劇”。
中國社會長期穩(wěn)定繁榮的道德基石，是我在《清風廬》和《天下專欄》（中國日報中文網(wǎng)）上連載的系列文章《論中國大一統(tǒng)》之“綱紀之道”（俗謂“三綱五?！闭咭玻?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唯深入溫習傳承過往之傳統(tǒng)者，乃能深知并開創(chuàng)文明之新局，此人文主義之基本信念，中國正史傳統(tǒng)所謂“損益”觀也。
無奈胡適諸人對歷史抱實用主義態(tài)度，奉杜威“實驗主義”、“效能主義”等近代進步主義之粗鄙學說為宗旨，簡單判定一時困難之中華文明傳統(tǒng)為“國故”，甚至提出“捉妖打鬼”以促傳統(tǒng)文明速速滅亡或僅供賞玩以“就博物館之位”，從而“再造”出一個嶄新的“新文化”、新文明，如此淺薄自欺之理論，竟然博得中外淺俗者不斷喝彩。
近觀鳳凰衛(wèi)視“鳳凰大視野”、“文化大觀園”專欄播放專題節(jié)目《血色黃昏：李鴻章洋務(wù)生涯》、《撥云見“適”》介紹李鴻章、胡適生平，仍陷此愚昧淺俗之見，而“鳳凰衛(wèi)視”乃華語傳媒之最佳者，見識尚粗淺如此，它如中央電視臺者，更何足道哉！
讀史可知：自1912年蔡元培出掌北洋政府教育部、旋即廢止全國大中小學讀經(jīng)、時任秘書長之名儒馬一浮為此憤而辭職至今，90年間社會風氣之昏亂無恥，致使中國民主政治、自由經(jīng)濟、獨立學術(shù)屢遭挫敗，社會各界、教育學術(shù)之混亂更無以復(fù)加，大陸、臺灣、香港、澳門以及全球華人社會，僅混亂程度差異，卻無實質(zhì)不同：
一旦仿行西式民主必亂象疊現(xiàn)，如臺灣；若肆行集權(quán)專制，則必民不聊生；其根本茫昧處，即在未嘗透徹了悟儒家人文主義之終極宗旨，因此始終無法樹立道德良知、倫理底線、社會責任于國民人心，俗謂“一放即亂、一統(tǒng)則死”，近代化進程至今不成功也。
蓋儒家學說之核心——三綱五常之名教，如柏拉圖之理念、耶穌基督之“道”、佛陀之“佛法”，辜鴻銘所謂“榮譽與責任之大法”，猶近代西方之“憲法”，每一國民必須率先履行這一責任，然后才能求取個人夢想之實現(xiàn)、個人欲望之滿足，如此，則人我兩安、天人和諧也。近代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卡萊爾、愛默生、泰戈爾、雅斯貝爾斯、湯因比、美國當代新人文主義大師歐文·巴比特（白璧德）等，均具此先見之明而嚴批啟蒙主義之“釋放欲望卻未樹道德”，特尊中華文明之道德傳統(tǒng)，猶如西方之基督教、東方之佛教一般博大精深、敦養(yǎng)人道。
無奈梁啟超、蔡元培、胡適、陳獨秀諸人，身負引導輿論、規(guī)劃學術(shù)之重任，卻無深究中西學術(shù)之教養(yǎng)，蔡元培竟胡亂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說，試問：宗教乃研宇宙人生之本源究竟而設(shè)立之偉大教化也，美術(shù)之教育如何擔此圣責？胡適更拾取英國經(jīng)驗主義之牙慧，喋喋云“經(jīng)驗、試驗以外無存在”，民國時代一老者曾劈頭罵之：“混帳！汝祖父死于汝降生前，汝未嘗經(jīng)驗、試驗，汝祖亦不存在耶？”
熊十力嘗與胡適等人聚餐于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見胡適喋喋談?wù)f諸子不休，乃拍案怒斥曰：“晚周諸子，唯熊某能講，余皆胡扯！”胡適唯唯而已。牟宗三躬逢其盛，回憶稱“入讀北大三年，方始見一真實學人！”熊先生更撰文《須從根本處注意》，但蔡、胡、陳諸所謂學術(shù)領(lǐng)袖者，從未“從根本處注意”樹立道德本源而把注意力全放在所謂“工商科技”急功近利之片面近代化所謂國勢擴張也。
試思：人之惻隱、同情、仁愛諸良知美德，不待“試驗”而潛存，文明若不敦養(yǎng)此道德，則各國、各階層、各個人逞其爭逐名利之心，禍害天人，已陷全球文明、天地萬物、萬千生靈、有情世界于苦海也，睹之今日，復(fù)何言哉！
陳寅恪1952年有《男旦》等詩，批評1951年秋開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曰：“改男造女態(tài)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后，傳薪翻是讀書人?！?
1952年2、3月間，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發(fā)表《我在三反運動中的思想體會和檢討》、《自我檢討》兩文，經(jīng)此“洗澡”和“人人過關(guān)”，陳垣乃重得政府寵信，后就任北師大校長，而陳寅恪認為這是“趨炎附勢、曲學阿世”之舉，告來訪者：“我和他們不同，告訴北京的人，需分清楚?！?
余自1993年入讀北師大博士研究生，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至今，愈益深察此校學風之淺薄勢利、管理之腐朽不堪，讀此乃知“其來有自”，諂媚權(quán)貴以自肥，實此校遺風也。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載，文史宗師錢基博先生，曾當面訓誨其子錢鐘書說：“你當效法你叔（錢穆乃錢鐘書叔父輩）所愿：盡量不在平、津、滬高校任教，以免庸俗！”無奈當今全球知識分子，均乞食于各主流大學，仰鼻息于洋人、洋理論、洋期刊，志向、節(jié)操均難以葆全，非能如陳寅恪先生之壁立千仞、名節(jié)不虧也。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中國自立、自強之道也。
經(jīng)典日讀第五
論語神髓
（毛峰詮釋十三經(jīng)系列之一）
人世的復(fù)雜程度，超出人的想象。
能否平穩(wěn)有效地治理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使之長期處于穩(wěn)定有序和繁榮富庶之中，是古今政治、學術(shù)的試金石。
觀古典經(jīng)籍，賞《清明上河圖》，即可知，中國自三皇五帝、虞夏殷周、秦漢唐宋，直至元明清，綿延五千年以上的燦爛文明，平穩(wěn)有序、繁榮富庶，堪稱全球奇跡，其治理的奧秘何在？
孔子寥寥數(shù)語，即予破的：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注意這第一個“道”，意思是“設(shè)立政教，引導百姓”，簡言之，要“導萬民于正途（道）”，即“以仁道治理、引導萬民”，讓舉國上下，有所依歸。換言之，就是合理地治理、引導老百姓。
治理大國（千乘之國）的方法有三：一是敬慎其事，講求信用，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二是把有限資源用對、用準（節(jié)用），愛惜民生；三是使用民力要遵循天地四時的自然節(jié)律。
簡簡單單五個字：敬、信、節(jié)、愛、時；卻囊括了天地人大一統(tǒng)的法則：敬與信，講人事的治理；節(jié)與愛，講有限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投放重點——民生；最后一個字：時，講天文節(jié)律，所有人事的治理、大地資源的配備、使用，最后都歸宗為天文節(jié)律的精妙把握，天地人大一統(tǒng)的協(xié)調(diào)與繁庶，由此誕生！
《論語》原文及譯文：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孔子說：“治理一個大國，政策必須謹慎，能守信義，節(jié)省資源財用，以愛民為念。使用民力，要充分考慮到天文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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