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亞圣孟子一言論定曰：“夫子之于民，亦類矣。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逼淞x曰，孔子與天下百姓同為一類，但能出類拔萃，奮發(fā)其生命精神，為人類史、中國史綻放一大光明，其盛大的道德光輝，自大地有生民以來，未有過之者。是故，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恒尊孔子為“集大成至圣先師”。
一，孔子思想，乃中華大一統(tǒng)文明的靈魂
大一統(tǒng)國家文明的建構、締造、延續(xù)，之所以能強勁持久，必有其根本精神為內(nèi)在支撐。這一根本精神與信念，足以摶合、凝固、支撐這個文明大一統(tǒng)的全部生命活動、歷史運動，而且能廣泛傳播于其他文明或社群中，受到其他文明或社群里有識之士的賞識、借鑒。這種精神或信念，乃民族歷史文化的最高凝結，被稱為“國本”或“靈魂”。
民國七賢之一、國史宗師錢穆賓四先生在其巨著《孔子傳》中，概括中華民族的根本精神、根本信念、國本、國魂者，在于孔子一生所垂世立范者：
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之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tǒng)。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
錢穆先生雄偉倜儻之論，實接續(xù)民國初年著名學者柳詒征翼謀先生巨著《中國文化史》（1927-1947）第二十五章《孔子》開篇千古不刊之論而來：
孔子者，中國文化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氯思訑[倫茨（G.von.der.Gabelentz）之……《孔子及其學說》：“吾人欲測定（歷）史人物偉大之程度，其適當之法，即觀其所及于人民者感化之大小、存續(xù)之長短及強弱之程度三者之如何是也。以此方法測定孔子，彼實為人類中最大人物之一。
蓋經(jīng)過兩千年以上歲月，使全人類的三分之一，于道德的、社會的及政治的生活之點，全然存續(xù)于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也?！?
錢穆、柳詒征、利瑪竇、伏爾泰、萊布尼茨以及上文所援引的德國學者Gabelentz等這些近現(xiàn)代廣受贊譽的學術思想大師的彼此一致的看法，予以簡單概括，即可明了孔子在中國史、人類史上的地位：
首先，孔子被尊為第一大圣人、中國文化中心者，乃因其集中華民族偉大文明經(jīng)驗之大成，而開全人類相親相善之全球大一統(tǒng)（錢穆謂之“新統(tǒng)”）者也；
其次，孔子思想、人格、事業(yè)，因其“真理性”，足以使全人類的三分之一即中華民族，無論其海內(nèi)外寓居何地，亦無論其置身于何等歷史時空、人文環(huán)境之下，其道德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的根本支撐點，永久居于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從而超越了數(shù)千年歲月之飄忽、人事之變幻，永享不朽地位者也；
再次，孔子思想，迭遭懷疑、否定、批判、禁絕、污損、扭曲，無論是暴秦之“焚書坑儒”，還是民初陳獨秀、魯迅等人主張的“砸爛孔家店”、“撕毀線裝書”、“禮教吃人”、“廢除漢字”，抑或是胡適“整理國故，捉妖打鬼”說、顧頡剛“疑古”說，又抑或是十年浩劫期間“破四舊”、江青“批林批孔”說等，非但不能減損孔子思想之“真理性”，反而更印證了孔子思想之偉大，待混亂澄清、文明新生，孔子思想總是奇跡般地獲得新生，成為中國2200余年穩(wěn)定繁榮、國家長治久安、文明光輝燦爛的最大支撐；
最后，孔子所撰述、所引領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經(jīng)”、二十四史等“正史”記述，不僅精確指示了中國歷史進程之過往與未來，博大深湛地建樹起了偉大崇高的“中國文化理想”（大同），更與諸子百家智慧、道教佛教基督教等諸教智慧、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希臘羅馬文明以來之全世界人文智慧之間，尤其是現(xiàn)代西方的生命智慧，彼此融會貫通、歡洽無礙，成為全人類相親相善之大一統(tǒng)智慧的重要核心。
民國七賢之一、中國文化偉人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提出了偉大預言：“此下世界文化的趨向，必是中國文化的復興”；英國歷史哲學大師阿諾德·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人類與大地母親》和《展望21世紀》（1972-1973）中反復重申了其偉大卓越的歷史洞見：“在21世紀，中國必將賦予全世界久覓不得的統(tǒng)一與和平，這其中，儒教人文主義思想，必居于重要地位”（大意）；而自幼生活于馬來亞和西歐、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師承卡萊爾、歸國師承張之洞的偉大思想家、翻譯家、外交家辜鴻銘，則在《中國人的精神》中，向全世界宣告：“在孔子思想中，必定有賦予全人類永恒感和安全感的東西，猶如宗教……在孔子思想感召下，人人可以享受如同華茲華斯詩所描繪的美好境界——那‘如沐天恩的寧靜’……”這如沐天恩的寧靜，你感悟到了嗎？
精神廣大和平者，乃能調(diào)遣一切物質(zhì)、掌控一切資源，為全人類造福，賦予全人類長治久安之道。綜合以上賢哲看法，可得出這一結論：孔子仁愛和平思想，是人類相親相善之大道，中華文明之靈魂。
二，孔子是中華古典憲政的締造者與守護者
中華文明創(chuàng)自伏羲太昊帝，《河圖易經(jīng)》乃全球最早亦最高之哲學-科學-人文寶典，中華生命主義、自然生態(tài)主義、人文主義由此發(fā)源；神農(nóng)炎帝、軒轅黃帝、堯舜二帝等英明政治領袖繼之，巍然而燦然，建構起全球首個大一統(tǒng)文明及其古典憲政體系，包括（1），以“敬天保民”為最高憲政宗旨、道義準則與合法依據(jù)；（2），以天子、諸侯、貴卿、平民士大夫、鄉(xiāng)紳、百姓之間彼此約束、制衡為憲政治理的基本機制；（3），以君臣彼此綱維，共遵道義、法律、典章制度、公共輿論、史官臧否為憲政治理的基本模式；（4），天子受諸侯及民意公同推戴而即天子位之禪讓制，為憲政合法繼承的基本規(guī)范；（5），夏商周三代天子雖世襲，然宰相、三公、三孤、九卿、方伯、各地諸侯等多級憲政權力，仍然擁有廢立天子、暫停天子行使職權、興兵誅討無道昏君的至高權力。殷商宰相伊尹毅然暫停太甲天子之職并幽囚之，待其改過自新才歸還其天子之位；周人姬昌，位居西伯（西方諸侯之長），敬天保民，天下歸心；其子姬發(fā)，毅然征調(diào)天下八百諸侯，黃河孟津會師，以諸侯身份，一舉剿滅無道之中央殷紂政權！
孔子贊曰：“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寥寥數(shù)言，揭示中華古典憲政之最高精神：順乎天意（實乃百姓意志之別名，《尚書》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呼應于人心之合理欲求，則一切政權之合法性本然具足；反之，則一切力量均可革故鼎新、再立新君；孟子傳承儒家一貫憲政哲學，巍然定論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西儒利瑪竇、萊布尼茨、伏爾泰、卡萊爾、宇野哲人、郝大維、安樂哲等，均命名這一全球獨具特色的古典憲政模式為“華夏民主制”或“儒家民主制”；民國七賢之一、現(xiàn)代史學巨匠柳詒征《中國文化史》、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直接稱之為“民治”。
中華大一統(tǒng)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現(xiàn)嚴重危機：周王室衰弱不振，諸侯各行其是、彼此兼并，百姓苦不堪言。恰如民國七賢之一、著名思想家辜鴻銘所言，曾經(jīng)極大擴充中華疆土、摶合中華各族為一體的、燦爛輝煌的西周封建制度、“周公締造的西周禮樂大廈正熊熊燃燒”，恰在此時，文明的偉大轉(zhuǎn)機也同時出現(xiàn)：公元前551年，孔子誕生于魯國?？鬃酉仁滥艘笊掏跏?，因讓宋國諸侯之位而有圣賢之名；后避亂居魯，已降為平民布衣且父母雙亡，家境堪稱孤寒；孔子奮然立志，三十歲即以學問聞名諸侯，學子不遠萬里投于門下；五十三歲出任魯國大司寇，毅然主持墮退季孫、叔孫、孟孫三家私邑，遭讒言而浩然率群弟子離魯，周游列國十三載，歷經(jīng)陳蔡絕糧等各種危險苦厄，六十八歲歸魯，刪詩書、定禮樂、序大易、撰春秋，儒家六經(jīng)完備，垂萬世大法；孔子從“西周禮樂大廈之熊熊烈火”中“火中取粟”，完整保存了“中華文明的燦爛藍圖”，以便在新的歷史格局（漢唐中央集權大一統(tǒng)）下，再造中華文明的巍峨憲政大廈；孔門群弟子世代傳承、踵事增華，歷代仁人志士，口誦儒家教義，為民族進步事業(yè)赴湯蹈火，夫子恒受中華民族、全球人士推尊為“集大成”之智慧導師。
憶念往昔，漢高祖值暴秦土崩瓦解、天下亂離涂炭之際，率領滅秦義軍過魯，以布衣之身、天子之禮（太牢三牲）祭祀孔子，巍然昭告天下：嬴秦毀棄中國自炎黃、堯舜以來數(shù)千年傳承之古典憲政制度，以一家一姓之私，暴虐高壓于萬民之上，陳勝、高祖等布衣豪杰，崛起民間，振臂一呼，萬眾響應；孔子嫡系后裔、圣胤正派、秦末名儒孔鮒，人稱“子魚先生”，率儒門群弟子，執(zhí)儒家禮器（象征儒家憲政思想），毅然投奔陳勝起義軍，被陳勝拜為“博士”，參贊滅秦機謀；中國各地百姓紛舉義旗，山呼海應，一舉埋葬呂秦嬴政十五年短命政權，更燦然光復中國自古以來天子與平民士大夫“共治天下”之偉大憲政傳統(tǒng)！
孔子思想歷經(jīng)漢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陸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孔安國、劉向等兩漢明君、賢臣之不斷推究、詮釋、更新，以“西漢新儒家”之嶄新面目，登上歷史舞臺，巍然締造出平民士大夫長期主導中國政治的“文治政府”體系；燦然締造出儒家思想長期主導全社會上至天子、下至百姓一體遵奉儒家道德自治、道德約束與制衡的“民治”體系，中華古典憲政的制度體系與精神秩序，歷經(jīng)漢之三公九卿制、唐三省六部制、宋明之左右丞相制、大學士責任內(nèi)閣制等政治形態(tài)；儒家思想仁愛眾生、經(jīng)世致用的偉大特質(zhì)，歷2200載而不斷精致完善，是中國社會長期穩(wěn)定繁榮、士農(nóng)工商四民并盛、百業(yè)發(fā)達、國民素質(zhì)、國民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長期穩(wěn)居全球第一的根本保證，是中華文明的巨大物質(zhì)財富與高超精神光輝，以“一帶一路”等眾多文明傳播途徑，遠播全球各主要文明體之精神核心所在。
三，孔子精神乃全球大一統(tǒng)文明進步的基石
孔子偉大事業(yè)之根本精神，一曰經(jīng)世致用的人文主義精神，即不尚宗教空想或數(shù)理形上玄思，而是汲汲于經(jīng)世濟民，孔子直承《尚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而來，毅然以捍衛(wèi)國家大一統(tǒng)與保障民生為己任，這一根本精神，培育了中華民族務實勤勉、奮發(fā)向上的積極品格，是中國士農(nóng)工商四民并盛、經(jīng)濟文化高度發(fā)達繁榮的最大保障；一曰仁愛和平的人道主義精神，即對一切宗教、信仰、種族、文化、生活方式采取兼容并包、一視同仁的大同主義態(tài)度，主張仁者愛人、善待眾生、善待眾生賴以存在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這一包容廣大的宇宙胸襟與恢弘氣度，與西方近代以來啟蒙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為外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為實質(zhì)的獨斷意識形態(tài)判若天壤，因此成為全人類文明進步的典范。
予讀孔子儒門書，常有奮然興起、不能自已之感；蓋儒家思想乃“生命的學問”，即把一己生命與社群生命（家國天下）、宇宙生命（道）完全打通為一，所謂“天人合一”者，人類飄忽的感官世界、局促的理智世界憑一時觀感、測量而建立的種種虛妄區(qū)隔，被一種磅礴壯麗的生命精神所打通、所融貫，予謂之“大一統(tǒng)之生命學問”，此即予心目中之真正“國學”者也，即把中國儒家正教、諸子百家智慧、全球各大宗教信仰、各種世俗學說、西方古典思想、近現(xiàn)代人文主義、生命主義思想，全融為一爐。
中華國學乃妙合天地人、融會古今中西一切生命智慧之“大學問”也。準此，滿清統(tǒng)治中國以來政治高壓、文化扭曲下之所謂“漢學”、近代以來所謂“實證主義的考據(jù)學”，均與“中華國學”判然有別也。錢穆先生對此揭示精確：“清儒反宋尊漢，自標其學為漢學，乃從專治古籍之訓詁考據(jù)而墮入故紙堆中，實并不能如漢唐儒之有意于通經(jīng)致用，尚能在政治上有建樹。而孔子生平最重要之自學與教人之精神，清儒更所不了?！司嗫鬃印?，隔離仍遠。人才不作，則一切無可言。學術錯誤，其遺禍直迄于民國創(chuàng)興以來之六十年。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復興中國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傳統(tǒng)，而闡揚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實尤為目前當務之急?！?
深思錢穆先生所言，豁然明白，當今中國社會各種積弊的根源，不在表層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上，而在學術教育制度、人才選拔制度、養(yǎng)成社會風氣的道德倫理規(guī)范等深層道德、精神問題上的數(shù)百年積弊。
一言蔽之，孔子為人之好學不厭、教人不倦精神，伴隨滿清的政治-文化高壓、滿清奴儒委靡無恥、鉆入故紙堆卻自我標榜為“漢學”、胡適等“去中國化”即全盤西化派對儒家真精神的一再摧殘、破壞、污損，造成全社會“不學無術”、急功近利的惡俗風氣，一流人才無由出現(xiàn)，照搬西方的二流人才、循規(guī)蹈矩的三四流人才以及投機鉆營的末流人才不斷把持主流輿論、誤導社會發(fā)展方向，遺禍迄今不止。
錢穆作為時年78歲的學術思想泰斗，親身經(jīng)歷晚清、民國、港英殖民地和臺灣地區(qū)各個社會類型以及一戰(zhàn)、二戰(zhàn)、冷戰(zhàn)等全世界各階段發(fā)展，他在臺北外雙溪素書樓撰寫《孔子傳·序言》（1974年）時的心情，仍以“痛定思痛”概括，其所言“學術錯誤”、“遺禍迄今”云云，以曠世鴻儒之見，明察秋毫于1644年滿清入關直至1910年民國肇建以來中國社會乃至全球社會之學術思想與政風民俗之實情者也。
孔子思想乃中華文明的智慧核心、靈魂所在，全面復興孔子經(jīng)世致用、仁愛和平之“大一統(tǒng)生命學問”，乃中華民族當今最大文明事業(yè)，全球?qū)W術思想最大任務之一。全面復興孔子思想在全民族事業(yè)中的主導地位，予以一番現(xiàn)代人文詮釋，使之適應當代中國的全面復興事業(yè)與世界文明的發(fā)展趨勢，必然是21世紀中國學術思想與全球?qū)W術思想之最大潮流。恰如錢穆先生巍然而燦然地揭示出之21世紀中華文明之大趨勢、大戰(zhàn)略曰：“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復興中國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傳統(tǒng)……”
從全球文明的角度看，中國人由孔子開創(chuàng)，歷代探索，逐步建樹起一套“士大夫政治”或稱“學問政治”的文明治理體系，錢穆在《國事大綱》中謂之“文治政府”，湯因比在《歷史研究》和《人類與大地母親》中謂之“文官招募”制度，予在《大一統(tǒng)文明》中謂之“古典憲政”制度，即：學問的優(yōu)劣，為邁進政府、主持國家、引導社會的唯一“正途”，而其他社會——古希臘羅馬社會、印度種姓社會等，一般由世襲貴族、軍功貴族、教會神父、騎士、商人、政客等雜色品流所主導的近代西方社會（司湯達《紅與黑》、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和薩克雷《名利場》等名著分別描繪之），在中國人看來，皆非“進身、揚名、光宗、耀祖”的“正途”，因為軍功、財富、一人一票選舉產(chǎn)生的黨派權貴，往往無關乎個人的才學、品德、人格，由這些“不學無術者”所主導、所治理的社會，時常呈現(xiàn)寡廉鮮恥、混亂不堪之象。
中華文明自公元前134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孫弘建議，設立太學和五經(jīng)博士，以儒家《五經(jīng)》為取士、育人、推舉人才、授予官職的唯一標準，朝廷上下“多文學彬彬之士”，中外史家將此作為“現(xiàn)代國家”和“現(xiàn)代文官制度”的源頭，中國從此走上了長治久安、繁榮昌盛、不斷復興的文明“正途”。
隋唐以下，科舉制更加科學、合理、完備地甄別、選拔、培育人才，中國文治政府系統(tǒng)日益精密完備，連軍事上已經(jīng)戰(zhàn)勝漢族政權的蒙古人、滿族人，也不得不采納中國固有文明制度，尤其是“科舉制度”、“文官制度”等，中華文明因此一再重現(xiàn)《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百業(yè)興旺、繁榮昌盛的文明狀態(tài)。
“儒家士大夫之學問政治”的偉大憲政光輝，作為“現(xiàn)代國家與文明治理體系”最大源泉，不僅照徹了自漢武帝、董仲舒等人設立太學制度和五經(jīng)博士制度以來之全部中國正史，更確保古典中國的政治治理與文明進步，遙遙領先于西方各國，堪稱全球文明傳播的一大奇跡，至今尚無可替代、無可超越者。
蓋人道事業(yè)、文明事業(yè)之道德核心，一曰“自治”，一曰“治他”，即每個人，在每件事上，懂得如何克制自愛、自私、自得的本能沖動，懂得遵從“道義”所在而行動，進而把自愛、自私、自得的生命能量，轉(zhuǎn)移到建樹自身道德品格、增進人際福祉上去，這一番“自治”（自我克制、自我治理）的事業(yè)，不僅是一切人道事業(yè)、文明事業(yè)的最深根基，更是一切人道事業(yè)、一切文明事業(yè)得以成長、滋榮的關鍵所在；在“自治”基礎上，進而“治他”（治理自己以外的他人、社群），引導一切社群，共躋幸福安康之境地。
予拜讀孔子儒門書，慨然注曰：“心與心相通為仁，人與人相待為禮義，孔子之道盡矣，教育之道盡矣，人類之道盡矣，豈有他哉！”孔子思想之大綱領，所謂“仁義禮智信”者，無非維持人道之和睦、社群之安定、人才之培育與選拔，務使人暢其心、物暢其流、天遂其欲、萬物暢遂、繁茂其生命也！錢穆先生精妙謂之“詩教與禮教合一，私人修德與大群行道合一”，如此人心之溫柔敦厚，天心之剛柔有節(jié)、之頓挫有序、之陰陽不測，彼此吻合無間；天人合一之宇宙人生大美，于此萃焉煥發(fā)、悠久無盡也。清風徐來，國運方興。習主席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戰(zhàn)略，2014年9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發(fā)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揭示了全民族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偉大意義，是中華文明21世紀偉大復興、騰飛天下的重要指針。仁愛學社號召天下優(yōu)秀學人、莘莘學子、各界精英，共襄盛業(yè)，薈萃一堂，恭敬致禮，馨香祝禱：
日月所照，北辰其耀；老安少懷，尼山垂教；
萬載文明，生命靈竅；奮發(fā)有為，天人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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