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漢文明常被推許為中華古典憲政的重要成就之一，其文明成就的根源，即在于其所建樹的華夏大一統(tǒng)的憲法哲學依據(jù)和憲政精神依據(jù)——原始儒家各大宗師（孔子、孟子、荀子、陸賈、董子等），遠承炎黃、堯舜，近接三代憲政制度和《尚書》、《周禮》憲政精神，主張上限天子、下限官民的憲政哲學思想，也就是在全民道德信仰和行為規(guī)范上，予以博大深厚的深入教化，即“憲政精神上的休養(yǎng)生息”，將“文景之治”國策進行大幅提升，“獨尊儒術(shù)”這一英明國策，奠定了中華文明2000余年的穩(wěn)定繁榮的憲政基礎。因此，漢代在政治、經(jīng)濟、教育、學術(shù)、文化等諸多根本方面，樹立起后世很難企及的弘大規(guī)模與典范。
漢代思想學術(shù)，融會先秦諸子百家而折衷一是，鍛造出廣大堅固、傲視群倫的儒家經(jīng)學、史學傳統(tǒng)，灌注中華文明無比深廣，最終把晚周時代“道術(shù)為天下裂”的局面，一舉廓清為華夏道統(tǒng)（仁義禮智信）博厚高明、學統(tǒng)（詩書禮易春秋五經(jīng)）井然不紊、政統(tǒng)（天地君親師）綱常有序的文明傳播大秩序、大憲章，為中華文明雄踞東方并取得光輝燦爛的傳播成就奠立了不朽根基。
一，儒家大一統(tǒng)憲政秩序巍然確立
中華文明最深重的危機出現(xiàn)于公元前770年開始的東周時代。長達549年的內(nèi)戰(zhàn)、分裂、混亂、紛爭在摧毀舊的禮樂秩序的同時，儒家卻傳播著一個更合理、更人道、更穩(wěn)固的“天下一家”的文明理想，而公元前221年秦統(tǒng)一中國，尤其是公元前202年劉邦重新統(tǒng)一中國以后漢初政治家、思想家的一系列政治與文化建樹，不僅使中國固有的文明傳統(tǒng)獲得重新確認并發(fā)揚光大，中華文明由此最終定型，而且中國經(jīng)受住了長達數(shù)世紀的內(nèi)部分裂而重新獲得統(tǒng)一，這一世界歷史與文明傳播的最大奇跡，顯示了中華民族政治上和文化上不可傾搖的偉大凝聚力；中華民族經(jīng)受住了極嚴峻的歷史考驗與傳播危機，重新凝結(jié)為穩(wěn)固而統(tǒng)一的文明世界！
歷史的啟迪是巨大的：秦漢建大一統(tǒng)王朝，廢封建而行郡縣，中央設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全國行政、軍事、監(jiān)察而成三權(quán)分立之有效政府，更有九卿分掌各種行政事務，其確保政治統(tǒng)一、穩(wěn)定與有效治理之中央地方關(guān)系以及各級官制，使中國社會由諸侯社會一躍而為中央集權(quán)、有效治理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統(tǒng)一體，可謂豐功厥偉；其書同文、車同軌，其廣修馳道、疏通水利，其南定閩越、北逐匈奴、建筑萬里長城，皆不朽之歷史功勛也。
秦政純?nèi)畏ㄖ?、刑戮殘忍、焚書坑儒、奴役、掠奪人民，使其僅存15年而滅亡。又經(jīng)15年戰(zhàn)亂，劉邦才削平各種反對勢力，公元前195年即高祖即位12年后，天下才算徹底穩(wěn)定下來。
歷經(jīng)戰(zhàn)國紛亂、暴秦滅亡、楚漢相爭、漢初定國等戰(zhàn)火紛亂、內(nèi)外交困之歲月，劉邦深知創(chuàng)業(yè)艱辛，更感治國守業(yè)之難，丞相蕭何、曹參、陳平諸人均崛起民間，亦深知戰(zhàn)亂給人民造成的苦難、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故以“休養(yǎng)生息”為當朝急務，所幸惠帝、呂后、文景諸帝深明大義，一意減輕人民負擔、謀求社會安定，文景兩朝39年，國家富庶、百姓康樂，成就千古嘆美之盛業(yè)“文景之治”。
歷史已然行進到這樣一個偉大莊嚴的時刻：重新統(tǒng)一并迅速富裕起來的社會急需道德教化與人文熏陶；中華文明的偉大傳統(tǒng)急需恢復并光大，歷史一再證明這是中華民族長治久安、千秋大業(yè)之宏基；漢初決策者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大力提倡中華文明傳統(tǒng)之核心精神——儒家教化，并予以弘揚光大，使全社會高度認同于中華文明之道體——自愛愛人之儒家仁道，以一系列政治、文化措施使之制度化、固定化，使之成為全社會一體遵行的道德軌范，如此，中華民族之復興偉業(yè)，才能一舉奠定。
兩漢國祚四百年，乃中古歐亞大陸最大、最久之文明統(tǒng)一體，任何政治動蕩、外族入侵等巨大災難皆不足以搖撼其統(tǒng)治基礎。令中華民族世代景仰的英明決策者，恰好呼應這一歷史要求而出現(xiàn)于歷史舞臺的中心：公元前140年，年僅17歲的太子劉徹即位，是為漢武帝。
國史以秦皇、漢武并稱，其崇高之地位可見：在中古人君中，武帝之武功，直追始皇，而文治之德，則大大過之，其政治、文化建樹，一舉奠定漢民族此下兩千余年發(fā)展之基礎，后起之唐宗、宋祖，亦無以過之。武帝在位54年，憑借國家?guī)资晷蒺B(yǎng)生息所積累的雄厚資本和自己天賦之英才，以無比的智慧與魄力，對外開拓疆土，北伐匈奴、南定南越與西南夷、東征朝鮮、西通西域，把秦朝時的中國版圖擴大了一倍，征服、融合了許多民族，極大地開拓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他傾全國之力，與長期為患北方的匈奴人進行殊死的搏斗，在當時東方兩大民族——匈奴與漢人之間的生死大決斗中，擊破匈奴，使?jié)h民族贏得了歷史性的勝利；他經(jīng)略嶺南，恢復了自秦以來對閩、粵、越南的統(tǒng)治權(quán)，并使云南、貴州與四川西南部之少數(shù)民族歸化中國；將朝鮮北部收入中國版圖；開辟河西走廊，將政治勢力擴展至塔里木河、蔥嶺一帶，為經(jīng)略西域（中亞）、將新疆等西域廣大領(lǐng)土納入政治版圖奠定了基礎。
武帝為太子時，以儒生王臧為師。即位后，以王臧為郎中令，迎儒學大師魯申公入朝，拜為“高等顧問”，于是儒風大盛。又下詔各級官吏，薦舉賢良方正、青年才俊，討論國家長治久安之道。武帝親行策問，儒學巨子董仲舒應以《天人三策》，武帝大為激賞，遂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之定策，歷史確認了中華文明之大一統(tǒng)傳播秩序（道統(tǒng)、學統(tǒng)、政統(tǒng)合一）即儒家思想的偉大地位。
二，《天人三策》：奠定中華文明不朽基礎
《史記·儒林列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yè)，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于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董子學高行廉，天下尊仰。景帝時即為《春秋》博士。所著《春秋繁露》奠定有漢學術(shù)思想之巍然綱宗。其《天人三策》（又稱《舉賢良對策》）尤傳誦千古、膾炙人口，揭示出中國歷史文化之堂奧，文明傳播之神髓。
大抵一個社會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則必然面臨驕奢淫逸、貪污腐敗這一重要問題。這一問題處理得好，則一個社會得以保持長期穩(wěn)定繁榮；處理得不好，則這個社會必然由盛轉(zhuǎn)衰，最終被腐敗所拖垮。五千年的中國史，雖紛紜復雜，扼要言之，不過如此。
武帝少年踐天子位，以天賦之聰敏、少年皇帝之雄心，首先在第一道策問中，表露出對自身肩天下之責的高度重視：“朕獲承至尊休德……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為萬事之統(tǒng)，猶疑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
中華文明之傳播奧秘，在于居社會上層之政治領(lǐng)袖與居社會中層之知識分子以及居社會下層之大眾之間的良性互動。政治領(lǐng)袖有好學之德、向道之心，則知識分子必以道統(tǒng)之尊、學統(tǒng)之精嚴、民意代表之重，向君主建言，從而推動實現(xiàn)中國社會之平穩(wěn)改良。否則，居社會中堅地位之知識分子，若受盡戮辱而不敢發(fā)言，則政治信息的傳播反饋嚴重受阻，天下必大亂。
武帝以少年之俊，深思治道，尤其是最近五百年間各國君臣“日以仆滅”之嚴峻歷史現(xiàn)實，深思天命與人的行為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渴望天下大治：“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他高度重視飽學之士的見解：“子大夫明先圣之業(yè)，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苿e其條，勿猥勿并，取之于術(shù)，慎其所出。”漢武帝對近臣之阻塞言路十分警覺，因此向天下賢良方正之士保證：答卷將密封進奏，直呈御覽，學者可直言指摘當?shù)拦倮簦槐睾笈乱玻骸澳似洳徽恢?、不忠不極、枉于執(zhí)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勿悼后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觀武帝之言，可知漢初社會經(jīng)六十余年休養(yǎng)生息，政治寬容、經(jīng)濟繁榮，吏治、民風漸有松弛、奢靡之象。
賈誼《治安策》尖銳指出漢初政治存在“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的多種潛在危機：中央集權(quán)與諸侯封國所形成的割據(jù)問題；匈奴侵擾和親無益之外患；太子教育與皇權(quán)繼承問題；貧富分化、世風敗壞問題；德治法治關(guān)系問題；整頓朝綱與禮遇大臣問題；重農(nóng)恤民、增加中央財政收入等。
很明顯，漢初清凈無為的黃老政治觀念已不能適應社會形勢的巨大變化，必須采用儒家學說作為治理國家的理論基礎。文帝即位后廢除了五種肉刑中的三種，在位23年，天下判死罪的不過幾百人，刑罰幾乎措之不用。景帝在位16年，法網(wǎng)便不得不加嚴，史稱景帝之治已偏于刑名。故武帝策問欲求“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且以皇帝之尊，尚不能杜絕近臣阻塞言路、官吏弄權(quán)，可知當時社會吏治、民風，大有松弛、奢靡之象，官吏弄權(quán)于上、小民作奸于下，武帝深以為患，故求治心切也，此其一；
其二，漢承周、秦之后，雖經(jīng)兼并之戰(zhàn)火、坑儒之慘禍、楚漢之爭奪，民間講學之風仍巍然不墜，儒家標舉之“五帝三王之道”深入人心，夷夏之別、王霸之辯等儒家歷史哲學經(jīng)秦滅漢興之歷史檢驗而日益鮮明，經(jīng)周秦之際五百年之分裂，非但中國未曾解體，且日益擴大，中國大一統(tǒng)之觀念更加鞏固，這一切，均有賴于孔子思想之高度真理性，有賴于其以畢生心血所鍛造出的堅不可摧的儒家學術(shù)傳統(tǒng)，尤其是儒門弟子堅守師訓、不為勢力所搖撼之偉大精神也。
《史記·儒林列傳》曰：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wèi)，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yè)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后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并爭于戰(zhàn)國，儒術(shù)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yè)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shù)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zhì)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yè)，積怨而發(fā)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圣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漢興，然后諸儒始得修其經(jīng)藝，講習大射鄉(xiāng)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于是喟然嘆興于學?！敖裆霞次唬w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xiāng)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后，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葘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
由此可知，儒生不僅為一切安定社會之巍然中堅，革命年代，更奮起而為革命者。陳勝起義，儒生持孔子禮器往助者很多，孔子嫡派后裔孔甲毅然加入起義軍，為陳涉博士，英勇就義。劉邦起事，魯申公弟子多有從軍者。
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祭孔子，開歷代帝王祭孔之先河。文帝置《詩經(jīng)》、《春秋》兩博士。天下儒生應漢武帝賢良之選，而為文治政府之巍然中堅，從此，儒士尊居四民之首，永為中華文明之根基、人類文明之表率。
三，樹立古今道義：儒家大一統(tǒng)
名儒董仲舒即為儒家道學政三統(tǒng)之表率，扶持儒家政教之大師，傳播儒家理想之學行高超、應運而起者。
董仲舒《天人三策》第一策開篇即言：“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瓘娒銓W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揭明學問與事功、人為與天命之間的關(guān)系：“道者，所由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shù)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事暟l(fā)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藏于骨髓?！蛑艿浪ビ谟?、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yè)，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后世稱誦，至今不絕?！手蝸y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tǒng)也?！?
仲舒本儒家天人合一之旨，一語廓清少年天子之疑惑：天命非神秘不可解者，天命有生生不息之仁，人生有禮樂和諧之義，仁義禮樂即治亂興廢之關(guān)鍵、天命人生之樞機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zhì)也，情者人之欲也?；蜇不驂?，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蕡?、舜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敝偈嬉躁庩栒f明德治、法治之別：“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跽叱刑煲庖詮氖?，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瓰檎涡蹋豁樣谔?，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zhí)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仲舒直率而言，指漢初純?nèi)涡塘P為“虐政”，主張以“德教”代之：“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
他認為教化乃當今急務，決策者當改制更張：“圣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他斥純?nèi)畏ㄖ沃卣椤皝y政”，而漢須奮起更化之：“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馀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駶h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diào)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彼偨Y(jié)說：“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仲舒可謂得民情、政情之實際：小民好利，如水之就下；贓官好賄，如蒼蠅逐臭；權(quán)錢結(jié)合則社會腐敗，不堪一擊。人行不善，皆因未聞大道、未受教化、不知禮義廉恥也。法網(wǎng)再細，貪官奸民必能尋孔而入；刑罰再重，鋌而走險之人不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正如今之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
觀今可以知古，觀古可以知今：經(jīng)濟繁榮必定促使人口增長，由于資源、環(huán)境等生態(tài)局限，人口增長必然超過經(jīng)濟增長的速度，于是就業(yè)、生計等人生機會必然趨于緊張，是時社會上層若驕奢淫逸、巧取豪奪，則社會下層必作奸犯科、鋌而走險，于是社會亂象疊生、最終衰亡覆滅。
近代以來，西方古典經(jīng)濟學傾向于認為：通過科技進步，經(jīng)濟增長，全球財富可以保持超過人口的增長速度，而忽略了經(jīng)濟增長極易使社會因貧富分化而解體，忽略了經(jīng)濟增長受生態(tài)條件的制約，不可能無止境地持續(xù)下去。而市場經(jīng)濟的盲目性和無限擴張性，更會促使一個社會因經(jīng)濟崩潰或彼此之間因擴張而引起的戰(zhàn)爭而解體。因此，一個社會的自我克制，就成為這個社會長治久安的關(guān)鍵，而自我克制的基本途徑，就是道德教化。
四，太學與鄉(xiāng)學：養(yǎng)士、選賢制度
英明俊偉的漢武帝，覽仲舒策而異之，復問曰：“……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nóng)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道，黎民未濟，廉恥貿(mào)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t百有余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將所由異術(shù)，所聞殊方與？……毋諱有司?！?
仲舒在明“德教立國”之根本宗旨后，于第二策重點講“儲才任賢”：“夫不素養(yǎng)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yǎng)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guān)也，教化之本原也?！荚副菹屡d太學，置明師，以養(yǎng)天下之士，數(shù)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荷阉?，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興學尊師，所以儲才化民；養(yǎng)天下之士，立為天下之矜式，所以立民極、興廉恥，使天下之人有精神奮進之志、自愛自恥之節(jié)，而漸離蠢蠢奔競之俗境也。
董仲舒更進一步指出當時官吏任選制度上的弊病，并提出當行的人事制度：“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mào)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wèi)，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阋匀赵聻楣?，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人才選拔、培養(yǎng)、任用、監(jiān)察、升遷制度，乃一切政治制度之根本。中國傳統(tǒng)政治之所以成為中國社會長期穩(wěn)定繁榮的核心因素，關(guān)鍵就在于中國人在周秦之際的歷史巨變中，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保障政治統(tǒng)一、開明、有效、廉潔的政治治理模式（華夏民主制之古典憲政機制），其中，保障平民中的德才兼?zhèn)涞娜瞬沤?jīng)過選拔、培養(yǎng)、考核而進入中央、地方各級政府的人才選拔、人事任免制度，是保障政府由文官治理這一舉世罕見的偉大創(chuàng)造的基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對此做出了卓越的歷史性貢獻。
漢初承秦制，學童識字達一定數(shù)量、繳納一定費用，即可任書吏，然后積累資歷，慢慢升遷。秦政無恥，以家財富有為選官條件，謂之“貲選”，宜乎早亡。漢初沿用未改。仲舒一語中的：以資歷、財富、地位為選舉標準，一個社會必然廉恥喪盡、忠奸混淆，他因此主張“量材授官，錄德定位”，并建議每年由各地方官向中央選送人才。仲舒此策可謂漢以下中國傳統(tǒng)政治之關(guān)鍵：國家政治之主要職責，即在選拔、培養(yǎng)人才，任用、監(jiān)察官吏；人才盛則國家盛，吏治清則國家寧。仲舒本儒家思想“選賢與能”之一貫宗旨，開漢以德行、才學取士任官之薦舉、察舉、科舉三途并舉之“選舉政治”之先河，一舉奠定中國平民精英（賢人）主持天下政治、華夏民主制下古典憲政、文治政府的偉大基礎，正是這種政治，突破西方軍功貴族政治之黷武僵化，以及近代政黨政治之更替紛亂，而令平民好學子弟，單憑其德行、才學即可崛起于民間，成為中華文明繁榮昌盛、獨步古典世界之偉大中堅。
陳致平在《中華通史》中詳細論述了漢代人才制度、選舉制度之“六途”：一曰“文學”，即博士弟子、太學生，經(jīng)培養(yǎng)、考試而授官；二曰“征辟”，即由天子、三公直接征召、辟舉民間飽學賢德之士；三曰“察舉”，即由地方官保舉賢良方正（賢良）、孝子廉吏（孝廉），經(jīng)考試而授官。東漢有“四科取士”之說，曰德行高妙、志節(jié)清白；曰學通行修、經(jīng)中博士；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皆用人授官之標準也。故漢代人最重品行，鄉(xiāng)黨之評論直接關(guān)系人才之前途。東漢許劭，喜品評人物，每月評定數(shù)人，時人稱為“月旦評”；四曰“對策”，即應天子策問而被選拔授官。更有上書求進、毛遂自薦者，如東方朔上書自稱“已誦四十四萬言。臣朔年二十二，身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武帝閱其奏折，兩月乃畢，其中詼諧幽默寓婉諷，武帝大為欣賞，遂拜為郎。由此可見漢代人才之不拘一格；五曰“吏員”，六曰“任蔭”，分別以資歷與蔭襲得官，如蘇武，受父蘇建蔭而為郎，出使匈奴十九年而勁節(jié)不屈，成千古佳話。綜括而論，漢代選舉制度的基本特點是：人人皆可仕進，而無貴族平民之限制；選舉以德行為主、才能為輔，務求德才兼?zhèn)?；學問為仕進之階，德行為征辟之由，讀書人地位崇高，全社會好學問講廉恥，兩漢民風士風之剛直淳美，為歷來史家所公認。
五，融貫百家，獨尊儒道
董仲舒在第一策講明“道在仁義禮樂”、第二策論清“儲才用人”之標準與制度的基礎上，在第三策中提出了具體的政治、學術(shù)與文化主張與建議：“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shù)。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zhì)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jié)。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饔谔煨?，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后知仁誼；知仁誼，然后重禮節(jié)；重禮節(jié)，然后安處善；安處善，然后樂循理，樂循理，然后謂之君子。”
仲舒不愧為孟、荀、諸子之后巨儒，將天人之理、古今之驗、命、性、情之說，融貫匯納而折中，歸結(jié)為君子之教：只有當人意識到自身具有超越乎萬物之上之價值，則人方能自我振拔于蠢蠢而動之世俗層次，知仁義禮樂、樂循理處善，可謂君子。人而君子則可以治理國家，小人效君子之行，安其居、樂其業(yè)，明廉恥，講禮節(jié)，則天下大治矣。
仲舒曰：“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駶h繼大亂之后，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敝袊澜缬^之核心精神，一言而蔽之，曰仁愛和平。仲舒曰：“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仲舒本孔子“損益”、“與時俱進”之旨，公允地指出：道者不易也；可易非道也。然道之行不能無弊，時人救弊補偏，有所損益，與時諧行，終歸往復常道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皆歸于仁。歸仁則興，不仁則亡。徹古徹今，其道一也。
仲舒針對當時官吏與民爭利之腐敗情形，言于武帝曰：“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yè)，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敝偈娓陨鐣蠈訛槿鐣砺剩骸盃柡昧x，則民鄉(xiāng)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nèi)望也?！蚧驶是筘斃？址T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植荒芑裾撸蠓蛑庖?。”
社會上下必須有一種道德精神與文化精神為主腦，否則難以長治久安。故董仲舒提出了千古不朽之政治、文化建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tǒng)；法制數(shù)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所謂“抑黜百家”非如秦政滅其學也，僅逐出官學，不立博士而已。
此時西漢學術(shù)思想，經(jīng)過晚周秦漢歷史巨變的正反經(jīng)驗的積累，劉邦、呂后、文、景、武帝、蕭何等賢君名臣創(chuàng)制，張良、蕭何、曹參、賈誼、陸賈、董仲舒、司馬遷等名儒議論，融貫漸趨一統(tǒng)，逐步由漢初掃蕩秦政、休養(yǎng)生息的黃老清靜之治，向儒家大一統(tǒng)憲政文治政府制度大步前進。而“漢初四賢”陸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的偉大思想，恰恰呼應了晚周秦漢之際諸子百家融合貫通、折中于儒家一是的時代潮流和憲政潮流，儒家憲政正是秦朝暴政、天下涂炭的對立物和始皇帝妄圖毀滅的直接對象，天下萬民思慕孔子儒家教化既深且久，劉邦遂呼應這一心理，以“太牢大禮”祭祀孔子，不僅開創(chuàng)歷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更使天下萬民驀然歡洽于炎漢文明之掃除秦政、與民更始、重建憲政；文帝進一步掃除秦政，廢除秦朝“挾書令”，廣求圖書、儒術(shù)，魯申公、伏生等獻書、獻徒、獻道于朝廷，轅固生為復興儒教，毅然與野豬對峙；文帝設立《春秋》博士，董仲舒應征傳道，華夏正史傳統(tǒng)，由他和弟子司馬遷傳承開辟，諸子百家如涓涓細流，匯入儒家淵深博大的憲政文治主義和道德人文主義的思想學術(shù)寶庫中，由《天人三策》予以簡要概括而從此垂諸不朽也！
經(jīng)此天人三策之偉大建構(gòu)、詮釋與不朽籌劃，中華文明迅速擺脫晚周秦漢初之混亂，全國思想統(tǒng)一在儒教大一統(tǒng)之人性道統(tǒng)（博大深厚的公共信仰）、人文學統(tǒng)（儒家道術(shù)）、人本政統(tǒng)（憲政文治政府下的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之下，恰如堯舜文明（備載于華夏憲法《尚書》）和西周文明（備載于聯(lián)邦憲法《周禮》），因而率先在全球文明中獲得政治突破一樣，炎漢文明再次率先獲得歷史性突破，其憲法精神與古典憲政機制，備載于《天人三策》這一不朽文獻中，作為華夏憲法之偉大準繩，將中華文明的穩(wěn)定繁榮、合理治理、萬年綿延、不斷復興的根本規(guī)矩，確立了起來！
六，獨步全球的文明奧秘：古典憲政體系
《漢書·董仲舒?zhèn)鳌吩唬骸凹爸偈鎸Σ撸泼骺资?，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fā)之?！庇谑?，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經(jīng)博士，公元前124年，采公孫弘議，設五經(jīng)博士弟子員，額定50人，以后一再增加，漢成帝時達三千之眾。武帝又建“明堂”，立太學。博士弟子每年考試一次，能通一經(jīng)以上則授官，不及格則隨時淘汰。東漢光武帝即太學生出身，大力崇儒興學，明帝初年建成三雍“明堂、辟雍、靈臺”，明帝親臨太學講經(jīng)。順帝時太學學舍達1850間，質(zhì)帝時太學生達三萬人之眾。從此漢代公卿多彬彬飽學之士，以后歷代不衰。儒學自孔子卒后，歷三百五十年傳播而終于大行于天下，儒家思想成為中華文明傳統(tǒng)之道統(tǒng)，由儒家道統(tǒng)生發(fā)出儒家教化之學統(tǒng)與儒家士人政治之政統(tǒng)，從而保障了古典中國的穩(wěn)定繁榮。
儒家道德統(tǒng)系（仁義禮智信），自孔子沒后300余年終獲確立并廣泛深入地傳播于東亞社會，儒家學統(tǒng)（詩書禮易春秋）與政統(tǒng)（天地君親師）也隨之確立：學統(tǒng)者，傳播儒家道統(tǒng)之學術(shù)傳統(tǒng)、經(jīng)世傳統(tǒng)也。儒家300年后的偉大復興，關(guān)鍵在于孔子親手鍛造出的、一支堅不可摧的傳播群體、集天下學術(shù)于一身的思想學術(shù)傳播統(tǒng)系、一種“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之偉大傳播精神。此群體、傳統(tǒng)與精神，以孔子為傳播領(lǐng)袖，崛起于晚周時代，中經(jīng)無數(shù)次“二級傳播”，將一種文明精神傳播于社會各階層、各角落，綿延兩千余年，直至清末民初，雖歷經(jīng)秦之政治迫害、佛老宗教之代興、隋唐以下科舉考試之種種流弊、蒙元之貶斥、滿清之摧殘，始終傲然屹立，巍然為社會之中堅、政府之領(lǐng)導，挺然而為社會風氣之表率，文明傳播之淵藪。
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一個不同于西方的獨特社會形態(tài)：士、農(nóng)、工、商，井然有序；而以“士”為全社會之表率、領(lǐng)導。士之所以能領(lǐng)導中國社會，一方面在于他們賦予中國社會正確的價值準則并身體力行之，此準則，即“忠、孝、仁、義”或“禮、義、廉、恥”之儒家道德觀念（道統(tǒng)），全民族對此渙然心折，確信不疑，兩千余年，相沿不改——無忠則叛，無孝則蠻，無仁則賊，無禮則野，無義則亂，無廉恥則為禽獸也！
另一方面，士之居于全社會之領(lǐng)導地位，還在于他們掌握融道德信仰、歷史經(jīng)驗與治國方法于一爐之學術(shù)知識，是為儒家學統(tǒng)?？鬃右栽?、書、禮、樂、易、春秋“六教”授徒，學生明歷代政治、經(jīng)濟、文化之沿革、古今大道之所在、天人相與之奧妙，內(nèi)圣外王之學行、治理國家之才干，為舉世所公認，則西周貴族政治，一變而為東周之游士政治（貴族與平民知識分子結(jié)合之政治），再變而為秦漢以下直接從平民中選拔治國人才的平民政治，從而一舉奠定中國古典政治之成功與中華古典文明光輝燦爛之憲法基礎。
道統(tǒng)確立，學統(tǒng)堅固，方有清明廉潔之政治、天下為公之政統(tǒng)。政統(tǒng)者，堅守儒家道統(tǒng)之基本價值觀念、飽受儒家學統(tǒng)之浸潤培養(yǎng)，以天下為公、勤政愛民為宗旨，以清明廉潔為基本道德操守，合理公平地治理天下、提供完善公共服務的中國古典政治秩序也。
道統(tǒng)穩(wěn)固，則公共信仰體系確立，民知自愛，官知廉恥；學統(tǒng)穩(wěn)固，則公共教化體系完備，德才兼?zhèn)渲瞬拧⒐倮?，源源不斷地培養(yǎng)、選拔出來，中國社會因此長治久安；政統(tǒng)穩(wěn)固，則公共服務體系完善，從天子到庶民，均依憲法行動、彼此分權(quán)制衡，則中華文明因此光輝燦爛于古典世界也。
中國古典文明之核心，乃三統(tǒng)合一之儒家士大夫憲政秩序。士起自民間，深知民間疾苦，保有質(zhì)樸清剛之民氣；自小受儒家教育，身肩儒家道統(tǒng)，慷慨以天下為己任；受薦舉、察舉與科舉而被選拔到中央太學與地方郡學，受高等教育后，經(jīng)考試合格被委任為各級官吏。或受民間教育如東周兩漢之私人講學、唐末之書院培養(yǎng)而成材，主持地方事務。士者，能任以國事之人也，其身薈萃道統(tǒng)之博大、學統(tǒng)之深厚、政統(tǒng)之清明，雖君主之位、富賈之財，不能搖撼其為社會中堅之地位，古典中國因此穩(wěn)定繁榮，近代思想家伏爾泰、卡萊爾、郝大維等人，尊其為“精英政治”、“古典民主政治”、‘儒教民主”者，以此。
中國社會使有教養(yǎng)、有學問的知識分子穩(wěn)居于靠武力或財力而發(fā)跡之武人與商人之上，使道德的力量、人文的力量，穩(wěn)居于武力或金錢等勢力之上，這一有形的政治選拔制度與無形的視學問為最高社會地位的社會風氣，判然有別于國王、貴族、武人、教士、政客或富豪把持政治之西方社會，是古典中國取得獨步世界的文明成就之關(guān)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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