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蓖鐾o。夷狄泛指文化（非種族）較為落后、或雖知識、技藝、文采不差甚至略勝，但刻意仇視中華文明、宣稱“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估價中國人”（魯迅：《紀念劉和珍君》）者。
諸夏指華夏。
孔子意謂：夷狄上下一體，適足以謂之“有君”，即具有憲政意義上的合法性統(tǒng)治，亦足以稱霸一方，為天下萬國之雄長，然其知識之透徹、技藝之精湛、文采之斐然，猶遜色于華夏，不如華夏諸邦，雖無上下一體、統(tǒng)治合法之政府、雄視天下之實力，然知識之經(jīng)緯天地、技藝之薈萃萬妙、文采之云蒸霞蔚，猶勝夷狄而彌足珍貴也。
近暫居海島以避京霾，苦于文獻不足（行囊中未備齊《春秋三傳》），除網(wǎng)上購置、快遞到家外，特辦海南省圖書館借閱證，借得南宋胡安國所著《春秋傳》（岳麓書社2001長沙），愛賞久之。
胡安國（1074-1138），字康侯，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著名思想家、學者，卒謚“文定”，人稱“胡文定公”。宋哲宗紹圣四年（1097）三試于禮部，中進士，考官定其策對為第一，因排名問題引起黨爭，宋哲宗命再讀胡安國“策對”，“注聽稱善者數(shù)四”，親擢為第三。安國為官不足六載，數(shù)以得罪權(quán)貴而辭官，然“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雖顛沛流離而奮不顧身，忠君愛民之心未嘗稍歇。
胡安國苦心著述《春秋傳》三十余年。紹興元年（1131），被委任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當時講官四人，援例各專一經(jīng)，宋高宗曰：“他人通經(jīng)，豈胡安國比？”紹興元年（1135），委任其為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辭不就。天子詔以經(jīng)筵舊臣，委任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轉(zhuǎn)年，胡安國將多年苦心著述之《春秋傳》上呈朝廷，高宗嘆曰：“深得圣人之旨，非諸儒所及也?！痹t進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幣。
胡安國《春秋傳》后被定為宋明科舉范本。
觀胡安國一生簡歷，可知中國古典憲政制度體系與觀念體系之偉大堅卓，非夷狄可望、今人可及：
首先，貧儒以道自守、苦心著述，朝廷以“謚號制度”予以褒揚，中國人在仕途之外，別有一番偉大人生境界足以晉身，士子可踐履孔子《易傳》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偉大道德、文章與精神事業(yè)，夷狄無此制度，今更蕩然；
其次，隋唐兩宋科舉考試制度、干部委任制度非常完善，注重真才實學，以“策問”即官民利病為量才授官之根本；胡安國“策對”被朝廷考官，定為第一，雖經(jīng)黨爭傾軋，然天子、考官終能主持公義，擢為第三，授予官職，夷狄無此制度，今更蕩然；
第三，清貧寒儒苦學著述、忠心報國，朝廷以“美謚”褒揚于身后；飽學真才，雖經(jīng)權(quán)貴打壓排擠，天子、考官終予以稱許、擢拔；天下士子，為此終生有所寄托，因此，胡安國雖然為官不足六載，數(shù)以得罪權(quán)貴而辭官，然“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雖顛沛流離而奮不顧身，忠君愛民之心未嘗稍歇：愛國主義非徒口舌能予增進，中國古典憲政制度之美，為之確保；夷狄無此制度，今更蕩然矣；
第四，中國學問以“通達時務(wù)”（通經(jīng)致用）為根本宗旨與要務(wù)，非逞口舌之辯，非以考據(jù)、訓詁為正大光明之途徑，滿清俗儒妄造“考據(jù)胡說”、近代俗儒胡適等人妄造“實證”胡扯，其魯莽滅裂，與宋高宗稱許胡安國之言“他人通經(jīng)，豈胡安國比？”，高下懸如霄壤；胡安國《春秋傳》祖述孔孟，以“夷夏之大防”為根本宗旨，與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張煌言、謝枋得、陸秀夫等人同一堅守民族大義、文明大義，拒斥夷狄占據(jù)中國、毀滅文化，堪稱正氣浩然；天子、朝廷，特命胡安國為侍讀，進講《春秋》，天下萬民深知孔子《春秋》“尊王斥霸”、“尊華夏斥夷狄（嚴夷夏大防）”、“尊君子斥小人（尊義正利）”之宏偉歷史哲學、民族大義；岳飛傳承此義，奮勇抗金，千古尊仰之；文天祥傳承此義，守節(jié)不屈，英勇就義，丹心照汗青之句、天地有正氣之賦，千古輝映之；陸秀夫背負宋末帝，率領(lǐng)數(shù)萬南宋軍民，自沉于南中國海，演出驚天地鬼神之忠烈壯劇，千古歌之泣之；夷狄無此制度，今更蕩然矣；
第五，天子朝廷優(yōu)寵士大夫，胡安國將多年苦心著述之《春秋傳》上呈朝廷，高宗嘆曰：“深得圣人之旨，非諸儒所及也?！痹t進寶文閣直學士，獲賜銀幣。懂得尊賢、懂得正義的王朝，受士子景仰、受百姓擁戴，千秋萬代，淚盡繼之以血，血盡繼之以命，此中國古典憲政制度之美，夷狄無之，今更蕩然矣！
……
（待續(x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