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憲政制度體系之所以能確保中華民族的數千年穩(wěn)定繁榮、文化燦爛，約略概括有三：一曰厚養(yǎng)民生，大漢三十稅一、盛唐四十稅一，舉世尊仰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得以穩(wěn)固；二曰整飭吏治，循名責實，對官員貪腐，滿門抄斬，絕不寬貸；三曰崇儒尊賢，使天下士子外受國家供養(yǎng)（三十、四十稅一，農村殷富，子弟好學）；內受儒家綱常名教的偉大教化，仁義禮智信之偉大文明精神，深入其骨髓，以報效國家、忠孝節(jié)義為人生準則；官吏以廉潔愛民為己任，百姓以恭謹奉上為己責，上下一體，華夏文明的偉大成就、燦爛文化，吸引著諸蠻夷紛紛來朝，東亞大陸的人道之光，至今仍輝耀著全人類！
君子困則向學、向道，小人困則鋌而走險。國家亦然。晚周偉大文明秩序——封建禮樂秩序漸次衰頹之時，孔子洞悉中華文明面臨滅頂之災——背棄《尚書》、《周禮》之憲政原則與文明經驗，必然使國家動蕩、生靈涂炭——遂毅然著《春秋》以垂世立教，辜鴻銘謂之“從熊熊燃燒的西周禮樂大廈中搶救出藍圖，以便在新的歷史基礎上再造中國”（《中國人的精神》，一名《春秋大義》），至矣哉！
胡安國《春秋傳》解釋《春秋》首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睅讉€字的深邃人道涵義曰：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后?！捌酵踉谖蝗站茫荒茏詮娪谡?，棄其九族……于是三綱淪，九法改，人望絕矣?！洞呵铩酚诖?，蓋有不得已焉爾矣。托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洞呵铩飞蠲髌溆茫斪再F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于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chuàng)制……矣。
胡安國祖述孟子之言“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币庵府敃r歷史情形：夏商周三王祖制、古典憲政業(yè)已崩頹、人道文明之火已然熄滅殆盡，詩歌針砭時弊、匡扶社稷的巨大社會功能亦隨之滅亡；詩亡而私家之史述巍然而興，所以存王制以重燃中華文明之火；
某列入教育部985/211“腐敗工程”的著名高校的文藝美學學科，竟然以孟子此言招考博士生，其荒謬炮制的標準答案，竟然是胡扯些什么詩歌轉變?yōu)樯⑽闹拔捏w學問題”，有應試博士生私詢余意見，余私信告之：“姑且以此低俗、荒謬之‘標準答案’答之，不然，無法被錄取；待考上后，即可全然拋棄這些胡扯，另覓深廣歷史哲學、經史子集之正宗以矯枉也?！比绱耍撋槐讳浫∫?！
展閱《春秋》，必然首先讀到令今人費解的幾個字“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保踝x諸字，茫然毫無頭緒，胡安國《春秋傳》解之分明：天子無道、王室昏聵，孔子不得已，以諸侯國魯國之史、“魯隱公元年”之史事，以記載業(yè)已紊亂、崩潰的中國史、天下史，孔子之憤懣，何其深廣也！
元年者，分別典出《大易》之“乾坤之元”與《尚書·舜典》與《商訓》之“元日”與“元祀”，天子體仁（元），宰相調仁（調和萬事，以仁政凝聚上下為一體，《周禮》謂宰相為“副天子”；錢穆賓四師《國史大綱》謂之“文治政府之首腦”以配合象征國家統(tǒng)一、社稷穩(wěn)定之國君、元首；余謂之“古典憲政體系”之核心），孔子祖述堯舜二帝和夏商周三王之偉大政教秩序——胡安國所謂“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chuàng)制……矣”——，如此，孔子以私家著述一國之史，卻寄寓了澄清天下、再造中國之重任，其垂世立教、立法創(chuàng)制之苦心，歷代忠臣烈士、正人君子，守護之如性命，尊仰之如日月，孟子、董仲舒、司馬遷巍然燦然，以“誅滅獨夫民賊”、“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概括孔子《春秋》之淑世弘綱，千古儒生，奉之再造“偉大光明之中國”，孔孟夫子焉能以區(qū)區(qū)“詩歌散文之變”寄托人世巨典，真小人之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