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之根基，在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統(tǒng)稱“墳典之學”。伏羲、神農(nóng)、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書，謂之五典；八索即八卦易學；九丘者，九州方志之學也。
伏羲之書，今存《河圖》；神農(nóng)之書，今存《本草》（晚周寫定）；黃帝之書，今存《內(nèi)經(jīng)》；少昊、顓頊、帝嚳之書，散見《春秋》、《史記》、《漢書》等史籍；堯舜之書，今存《尚書》，孔子以為中華政教之本源，特擢為《書》首，以告天下為公、選賢舉能之古典憲政、文治之奧義，壯哉美哉，無以復加矣！
方今全球時局，可謂禮樂大壞、政教乖離、人文顛倒、生態(tài)紊亂，亦無以復加矣！予乃遵孔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遺訓，寄居南海之側，著述之余，漫步美舍河畔之茂草繁花間，但見河水漸趨清澈（政府文告赫然有“清潔水體”數(shù)語，姑且信之、盼之），玲瓏雀鳥往復翩飛，不問斯世乃何世也，予亦效之，漫步徜徉，不問天下事之可為與否也。
步行數(shù)公里之河邊“綠道”，驀然見五公祠對面街邊，竟矗立著一座武圣人關羽廟！大喜過望，前往拜之，惜大門緊鎖，唯見屋宇之上，雙龍翼然對舞，門前香火尚余灰燼，但見廟門上巍然懸掛大字楹聯(lián)，中華文明之偉大燦爛、圣潔光明，可見一斑也：
“志在春秋夫子德，行持忠烈圣人心”；
“萬古功業(yè)垂帛竹，千秋義勇壯山河”；
大門橫批巍巍四字：“義存漢室”，蓋中國樸素忠厚、教養(yǎng)淵深之人民，歷經(jīng)2500年之歷史變遷，仍奉孔子為文教宗師、道德光明之楷模；又歷經(jīng)2200年之風云變幻，中國人民仍以掃除秦暴政、光復全華夏之“漢室”以及力圖匡扶漢室、重振華夏之劉、關、張為正大光明之圣胤；雖全盤西化之孬種、偽造歷史之“疑古派”劣貨、跪舔領袖臭腳以吹捧曹阿瞞為能事之無恥文人之種種摧殘、污損，中國人民的偉大道德信念，未嘗搖撼半分，不亦天地間一大奇事耶！
透過廟門旁的小窗，可見廟內(nèi)巍然供奉劉關張圣像，立柱上燦然懸掛楹聯(lián)曰“桃園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與王”，予觀而為之心潮澎拜：父子君臣之義、兄弟手足之情，一旦締結（俎豆，同宗、同族之意也），則人間正道在此，不容紊亂，雖帝王事業(yè)、富貴榮華，不與移易也；予在海口博愛南路“居仁坊”（明大將軍鎮(zhèn)守之地，為官馬廄，?？谇Х萍⑷f商薈萃之繁榮，賴此），亦曾見“關公廟”內(nèi)，幾個阿公阿婆，廟內(nèi)閑坐、下棋聊天，一派和樂；更在白龍南路路口歧龍村之“伏龍廟”，巍然見開拓海疆、治理南海之大漢伏波將軍馬援、路博德之圣像，聯(lián)想?？陔S處可見之村廟鄉(xiāng)祠，海南民風之淳樸熱情，蓋圣人（文圣孔子，武圣關公）教化之功、漢唐宋明偉大正宗之華夏王朝政府予以合理施政與督導之襄助也。
紅城湖路南之關公廟旁，附設有一小廟，名為“土地神廟”，香火亦盛；乃古之社稷壇之遺存，予深致敬意：蓋有土則立社（通常有參天大樹立之，象天人之蔥蘢薈萃也），有谷（谷物、種子、稱稷或后稷，農(nóng)神也）則耕焉，生民因此立命，萬物因此美善焉。
予不經(jīng)意間，發(fā)現(xiàn)了?？谥麣v史文化遺存“五公祠”對面之街巷深處，竟然藏匿著中華道德人文之精髓：蓋土地幅員、農(nóng)業(yè)耕作與人民安居之上，超乎自然崇拜及其超自然崇拜之變態(tài)——一切宗教信仰之上，中華民族遙遙領先于全球各主要民族、文化之上，率先發(fā)現(xiàn)了人類自我治理、進而治理宇宙間的萬事萬物的根本法則，即以孔夫子、關圣人的道德人文主義方法，發(fā)現(xiàn)了蘊涵在一切事物內(nèi)部的合理性（義）、光明性或神性（仁），從此，中國人找到了至今全人類尚未找到的、合理而美好生活的方法！
亦即，無需上帝、神明或一切外在的權威為之耳提面命，每個人內(nèi)心深處的光明（仁）與理性（義）就能“天然地”知道“對與錯”、“是與非”、“美與丑”、“善與惡”，此即“良知”；孔子設立儒家學說，就是為了匡扶、襄助那些秉性暗弱者，發(fā)明其良知、挺立其美善；民初愚笨的哲學史家馮友蘭宣稱“良知是否存在，尚為假設”，熊十力先生勃然大怒曰：“倘若良知不存，則中國文化、人類文明，一切都無從談起、無從建樹了！”予直謂之“滅道禽獸”可也！
近代巨儒利瑪竇、蒙田、伏爾泰、萊布尼茨、約翰遜、哥德斯密、卡萊爾等歐洲“自然神論”者之推崇儒家、仰慕中華古典文明之憲政治理，以此；民初全盤西化分子刻意掩蓋污損這段歷史，亦因此。
全球之樹立仁義，中國之挺立良知，人類之煥發(fā)光明，巍然而燦然，有大道存焉！雖寂寞無人知曉之小廟、深奧渺茫之文獻，不能掩其光輝也。
今略言其次第：
三墳之學，伴隨中華文明的發(fā)展而進步。
伏羲畫卦，草創(chuàng)文字，開啟《河圖》易經(jīng)象數(shù)之學；神農(nóng)獎掖農(nóng)耕、創(chuàng)研百草，開啟中醫(yī)藥養(yǎng)生之學；黃帝平蚩尤、立國都、設政府、倡文治，科學技藝之學勃然而興，養(yǎng)蠶、紡織、宮室、車輛、道路、文字、音樂、天文、歷法、弓箭等各種文明制度一一創(chuàng)立并繁盛起來。
黃帝史官倉頡，繼承伏羲文字系統(tǒng)，確立起中國文字的完整系統(tǒng)，王朝史官執(zhí)掌圖籍的國家檔案制度也隨之確立，各種上古文明經(jīng)驗，在此總結、凝練并寫定，遂有《大易》和《黃帝內(nèi)經(jīng)》等古籍出現(xiàn)。
中國古典文獻之起源，孔子后裔、名儒孔安國《尚書序》言之甚明：“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nóng)、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值得注意的是“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一句，孔安國是在指明一種文明制度，即把歷代政治文獻，作為國家瑰寶，由專門機關予以執(zhí)掌、研究、傳播、推進，“以為大訓”之“大訓”兩字，在《尚書·顧命》中再度出現(xiàn)于西周成王去世、康王作為新天子繼位的明堂大典上，據(jù)記載，《大訓》與《河圖》作為“三墳之學”亦即中華憲政制度的最早智慧源泉和圖籍代表，被恭敬供奉于新天子即位大典的東西廊廟，實際上代表著華夏大一統(tǒng)文明憲政合法性的依據(jù)。
華夏圖籍出現(xiàn)于伏羲時代始造書契之后，故而，余謂中華文明肇啟于伏羲時代，一則因其始畫八卦以垂世天文，一則因其始造書契以傳承文籍，此前傳說“九皇六十四民”亦即原始各部族之文明技藝、歷史記憶，賴此文籍系統(tǒng)而傳承推衍不息，伏羲真不愧為全人類之文明始祖也！
依據(jù)中國文獻典籍的規(guī)格，伏羲、神農(nóng)、黃帝之書，規(guī)格最高，被歷代尊為“三墳”，墳者大也，意謂中國文籍所載，無高出其上者，因其“言大道之大”，亦即揭示了天道、地德、人文之太極大一統(tǒng)智慧。
在“三墳之學”中，伏羲河圖之學，最先揭示天道之高明；神農(nóng)炎帝之農(nóng)耕醫(yī)藥之學，最先揭示地德之博厚；黃帝垂世立憲之學，最先揭示人類文明生活亦即人文制度之憲政法則（《史記·五帝本紀》等記載之），三者汪洋洶涌，薈萃為“三墳之學”的偉大體系，巍然為華夏智慧之珍寶、古典文獻之冠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