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乃某一民族從其文明傳統(tǒng)中汲取深慧、德操而呈現(xiàn)于人類靈魂之特定精神形態(tài)。舉目四望，俯瞰全球，文明事業(yè)最高者，中華古典文明是也；揭示人類合理生活之深慧德操之最高者，孔子是也。
《杏壇講稿》主研中國當代文學史，必溯源乎孔子：杏壇乃中國之圣壇、孔子儒家學說之最早集結(jié)地與發(fā)布地，人道光輝由此迸發(fā)，照亮黑暗全球，不亦博大瑰麗哉！
中國文學之道統(tǒng)，在儒家思想。
道統(tǒng)者，一切人道價值的本源、尺度、歸趨之統(tǒng)系，井然不紊、顛撲不破，唯孔子儒家之“仁義”（道義）思想，足以當之。
文脈者，一切民族為實現(xiàn)其人道價值而合理展開之生命活動之記錄、之脈絡(luò)也，在中國，例分經(jīng)史子集四庫；在西方，則希臘羅馬、中古基督教等諸教派、文藝復興以來諸學派之思想脈絡(luò)也；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必在本土文化的根基上，吸納、再造西方文化，而燦然為新統(tǒng)、新脈者也。
錢穆《國學概論》偉倫倜儻，開宗明義曰：“中國文化，于世界為先進?！币徽Z震破全盤西化派胡適、陳獨秀等人斥責中國固有文明為“落后、僵死、封建、專制、野蠻、蒙昧”等無恥讕言，標舉中國文化之人道性與進步性，可謂“乾坤只眼”，與之同道者，有辜鴻銘、陳寅恪、柳詒征、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等“民國七賢”大師。
一，文學總論
“文學”一詞，創(chuàng)自孔子。
孔子設(shè)立儒門四教，在德行、政事、言語之外，贊許有統(tǒng)合、記述之功的“文學”，其俊逸弟子，有子游、子夏諸人。
子游兼政事與文學，政績著稱于儒門；子夏在儒門，為精通儒學之大師，同輩弟子如宰予之類，求教孔子“何謂仁、智？”，孔子簡略答曰“愛人、知人”，宰予不解（該人不事深思而好淺近之問、淺俗之辨，且有晝寢惡習，與今日大學生極其類似），轉(zhuǎn)而求教于孔門高才子夏，子夏告以“富乎言哉！選于眾，則不仁者遠矣”云云，將孔子“選賢與能”的古典憲政思想揭示無遺（詳見錢穆《論語新解》），可見子夏善于深入鉆研孔子片言只語背后的深廣意蘊，超出淺學俗流不知凡幾，故而在孔子去世后，巍然名家；魏文侯尊儒，拜子夏為師，其子魏武侯亦拜師受學，父子共尊子夏；子夏援引學生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執(zhí)政魏國，儒家聲望一時陡增；子夏門徒眾多，將儒門教材——詩書禮樂易春秋，予以編撰、寫定，便于流傳，柳詒征《中國文化史》謂“子夏為儒家文獻傳承之大宗”，可謂得之。
1，文學者，統(tǒng)合知識碎片為渾全整體
孔子曰：“言而無行，吾失之宰予”云云，予昨晚（2017年3月1日）研讀《阿瑟·米勒論劇散文》（三聯(lián)書店1987譯本）一節(jié)“作家多而劇本少”（原載于1952年8月10日《紐約時報》），恍然大悟：從古至今，富有真知灼見者、能進行文化創(chuàng)造者，總是微乎其微；絕大多數(shù)人是跟著權(quán)勢、俗流“瞎起哄”者。以往，這些人甘愿為“下里巴人”而不窺廟堂，距“陽春白雪”于千里之外，雅俗相安而各自為樂；今則不然，伴隨大眾傳媒和高等教育的病態(tài)膨脹，這些淺俗之人，蜂擁擠入傳媒話語和大學講堂的高端門檻，不讀書卻評議滔滔，不深入研究卻在傳媒頻頻亮相、出席如儀、自封權(quán)威，一時間《鬼吹燈》及其續(xù)作、《錦繡未央》等身價過億，寫手、專家多如過江之鯽，“宰予之患”遍布全球，其游戲規(guī)則為王朔率先予以揭示：“我是流氓我怕誰！”
方今具體到“文學史”、“文化史”、“哲學史”之類多如牛毛的高校教材、專著、核心期刊論文者，大多為“宰予”輩所設(shè)立，“作家”（寫手）林立、標價亦不菲，而貨真價實的作品卻甚少，能挺立于時尚潮流之上的作品，更如鳳毛麟角——曾記得北大某次博士生考試，謝冕、洪子誠等人竟以《桑樹坪紀事》（劇本，作者早已忘記）和《心靈史》（小說，張承志作）為考試題目，歲月之潮把這些作品淘洗得干干凈凈，無人記取之；當代文學，唯?！恫桊^》（老舍）和《十八歲出門遠行》（余華）等少數(shù)尚能勉強挺立，其余則消逝得無影無蹤了！
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適足以評價當代文學史也。
讀者諸君，試閉目沉思：
從小到大，學了、考了、遺忘了無數(shù)有關(guān)“知識”的標準答案，但你是否擁有真知灼見，即對這些知識得以產(chǎn)生的背后的事物統(tǒng)系，它為什么得以如此的“秩序”，有所領(lǐng)悟呢？你必定如哈姆雷特一般嘆息：“空話、空話、空話”而已！
《尚書》曰：“經(jīng)天緯地謂之文”；《白虎通》曰：“學之為言覺也”：文學的本質(zhì)，是對天地之經(jīng)緯、古今之秩序（文）產(chǎn)生出一種根本的覺悟（學），予所謂“深慧、德操”是也。儒門四教，文學統(tǒng)之。文學要直面的是：一個具有內(nèi)在本體（道）的、價值自足（德）的“世界”是如何建立的？（孔門所謂“德行”）這一世界如何加以言說（“言語”）？這個世界如何貫徹在日常生活（“政事”）中？
文者秩序，獻者顯出，文學之事乃圣賢之事，圣者感通之謂也，即對一切時代（?。┑纳?jīng)驗，深深加以體驗、感悟，進而奮發(fā)飛揚一己之生命，與這些古今中外的生命經(jīng)驗貫通為一。
不復以啟蒙-實用-科學主義荒誕妄設(shè)的古今、中外、人我、體與用、道與器、自然與人文等等人為錯置的虛妄分別，為自己畫地為牢，融入那“一”，即宇宙大生命之中，獲得幸福、廣大、自由與美。
2，中國（古典）文學者，致廣大而盡精微，徹悟萬物自得之大道，予謂之深慧、德操
所謂“深慧”者，不同于啟蒙-實用主義津津樂道的“工于算計某人或某階層的權(quán)利、利益或便利”的“量智”（比量、算計而生的浮薄之智），而是足以安穩(wěn)一個人、一個族群或全人類的“深根寧極”之“道”，一個能“安身立命”的深沉智慧（性智，熊十力首倡之）；
所謂“德操”者，不同于現(xiàn)當代宣傳機器所謂“公民道德”之類底線倫理，而是從內(nèi)到外滋養(yǎng)人的整個身心、整個生命的道德情感（孔子謂之“仁”，即與宇宙萬物的深厚同情），嚴格的道德操守不是從外在強加的，而是從內(nèi)心油然而生的（德者，得也，從萬物的核心處、美好根源、廣大自由之根蒂處萌生而出，滋養(yǎng)身心，創(chuàng)獲無窮，自得之義）；我所謂之深慧、德操，不可能從工商科技知識中獲得，只能從文學（文史哲藝術(shù)等儒家“六藝”中獲得。）
3，獨立的、醒覺了的自我，能與一切時代并立、同在、共生：中國當代文學之鼎足三分
獨立的、覺醒了的、在道德與人文意義上完全自立、自足、自我決斷的“我”，與一切時代并立、同在、共生，謂之“當代”。
中國當代文學，因此鼎足而三分：
第一類，以傳承古典傳統(tǒng)為志向的、繼續(xù)以古文寫作的中國文學，垂為中國文學、文化、風教之正統(tǒng)，謂之古文文學也。其偉大的文學傳承，凝結(jié)為“民國七賢”之不朽著作，尤以陳寅恪的詩與文、錢穆的史傳與散文、馬一浮的詩文、梁漱溟、熊十力的哲學寫作、柳詒征的文化史寫作、辜鴻銘的哲學文化寫作、翻譯寫作等為當代不可企及的文學巔峰，其精神支撐，是經(jīng)史子集四庫；
第二類，譯文文學，作為重要旁支，以朱維基譯《神曲》、梁宗岱譯《隨筆》、冰心譯《吉檀佳利》、楚圖南譯《草葉集》等為典范，偉大支撐是希臘羅馬以來西方文獻；
第三類，“白話文文學”，簡稱白文文學，因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錯誤判定古典文學是僵死的，斬斷中西古典傳統(tǒng)的精神支撐，迄今成就不大。1949-1979當代文學是被極左思潮扭曲的文學，成就尤其不高。
簡略區(qū)分，1949-1966年文革爆發(fā)前，所謂“前17年文學”，以被極左思潮極度扭曲了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為主體；1966-1976年，文革爆發(fā)，造成十年空前浩劫，文學、文化一片空白；
1976年，伴隨文革結(jié)束，傷痕文學出現(xiàn)，反思文革的文學作品毅然興起。
1980年代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涌入，海子、駱一禾、戈麥、北島、顧城、楊煉等作者，為一時之選。
